1949年我离开家乡，到兰州西北师范学院工作、学习。先是在幼儿园任教，后考上幼儿教育系，成为一名大学生。1950年，我由幼儿教育系转到艺术系，我的目的是想学音乐。可是音乐系当时还没有成立，只有美术系。我到了美术系以后，听别人讲美术系的师资在学校里算强的，我们的老师吕斯百是从法国回来的，很有成就，他是徐悲鸿先生的学生，解放后曾在华北革命大学学习，毕业时他要求到边疆，分配到我们学校。他对我们说：我曾经向在北京的徐悲鸿先生要美术教员，可徐先生说：“为什么向我要教员呢？在你们西北就有一个画得很好的青年画家，叫做黄画胄。”他听了徐先生的话，就开始在西北寻找“黄画胄”，可是找了许久也没有找到，于是又问徐悲鸿先生，徐先生说好像是在军队。吕斯百先生又去军队中寻找，终于找到了，原来不叫什么“黄画胄”，而是叫梁黄胄。
到了1950年我们开学大约有一个月的样子，吕先生领着一个中等个子、脸膛黑红的青年来到了我们教室。这个人的腿有些瘸，我们正在奇怪的时候，吕先生说道：“大家注意了，这位就是梁黄胄先生，他将给你们教创作课。由于他在军区去青海剿匪，右腿受了伤，又得了严重的关节炎，所以在上课时你们一定要搬一把椅子给他坐。梁先生在军队的工作任务很重，星期一到星期六都没有时间来给你们上课，只能利用星期日的时间，所以星期天你们就不能够玩了，因为从上午9点到下午3点都是上创作课的时间。”听了吕先生的话，我们的心里都有些别扭，那时我还不到19岁，正是贪玩的年龄，好好的星期天却不能休息玩耍，要听这样一位其貌不扬一拐一瘸的“老师”讲课，真是没意思。
在上创作课的时候，班长给黄胄搬了一把椅子放到台上，但黄胄却往往不能坐着讲课，因为我们的黑板很高，他要在黑板上写字、画画儿的时候，必须得站起来才够得着。第一次上创作课的时候，黄胄对我们说：“你们的创作课我也不知该怎么教，但总的来说应该发挥自己的才智，也必须锻炼自己的技巧。”
元旦前，我们的作业都完成了，准备举办一次观摩展览，同时开一个联欢会。这在我们系是一件大事，我们邀请梁黄胃老师住在学校，与我们一起过新年。会上同学们表演各自拿手的节目，还请几位老师表演，先是请刘文清老师出场，刘老师唱了一支法国歌曲，我们也听不懂，就随便拍了几下手。轮到黄胄时，他先是给我们唱了一段河南梆子，我们觉得他唱得特别有味道，就跳起来给他鼓掌，并欢迎他再来一个。于是他又唱了一段河南坠子，接着又唱了一段山西梆子。整个晚会虽然穿插了同学们的一些表演，但以黄胄的节目最多最棒，几乎成了晚会的中心人物。我们每一个人都很兴奋，互相谈论赞扬黄胄。同学们说这个人真不简单，不仅有绘画的天才，而且还有演唱的天才。经过这次晚会，我心里更加佩服他了，并且开始暗暗注意他的言语和行动，星期天也暗自盼望他早一点来学校。
到了三年级第二学期，我对黄胄的印象越来越好，自觉不自觉地总爱在他面前表现自己的才干。我自己很喜爱唱歌，我本来是可以转到音乐系的，因为音乐系的声乐教员对我的音色很感兴趣，希望我去给他们领唱，同时我也觉得自己的美术天分不够，却有几分音乐天才。音乐系的声乐教员很想把我培养成一个出色的歌唱家，他一边让我练声，一边让我抽出时间学弹钢琴，我爱唱歌却不爱弹钢琴。正巧因为我是外系同学，声乐老师教我练声时间只能排在星期天，于是上天赐给我一个很好的自我表现的机会。黄胄在给我们上课之前，刚好能听到我练声时洪亮的声音。我内心盼望着自己洪亮的嗓音能够打动他，不过最终也不清楚自己的目的达到了没有。现在回想起来，那时我对黄胄已经有了很强烈的好感，并且产生了爱慕。
毕业后，我被分到了西安女子中学任教。
就在这时候，我接到了黄胄的一封信。黄胄的这封信写得很明确和自信，在信里说他很爱我，早就想向我表示他的爱情，可是没有机会。他说他3年来一直在注意我，觉得我朴素、大方、勤俭，正是他所需要的终身伴侣，非常想用他的双臂来拥抱我，给我一个可以依赖休息的臂膀，给我一切我想得到的幸福。
他信中所说的一切，正是我许久以来盼望得到的，我在看信的这一瞬间兴奋极了。我这才发觉，爱情原来是这样地让人神魂颠倒。
我很快地给他写了回信，告诉他：他的信很打动我，让我觉得幸福、很安慰，我也差不多有一年的时间在等待他向我求爱，现在终于如愿以偿了。希望暑假的时候我们能够见面。
可是暑假还没有到，有一天他却突然出现在我的面前。他的出现使我几乎晕了过去。当时我正住在女生宿舍的一个小套间里，传达室的同志跑来告诉我，外面有个人自称是你的男朋友，想要进来看你。我出去一看，见是黄胄，便手忙脚乱地将他领进我的宿舍。进了宿舍，我们来不及说话，便拥抱在一起了。他一边紧紧地抱着我，一边低声说道：“我来了，我将永远与你结合在一起。”说完，便开始热烈地吻我，吻了好久好久。
由于害怕楼下的学生听到我们这里发生的事情，便与黄胄离开学校，到市里的联合公园去。联合公园很美，我们找到一处幽静的地方，然后肩并肩地坐在一起，聊我们的生活、工作和未来，一切都是那么美妙。
可是我忽然感到有些害怕，怯生生地对黄胄说：“我有点儿怕你。”他说：“你为什么会有怕我的感觉呢？”我说：“以前我一直叫你梁先生，现在改口都改不过来。”他说：“我知道这不是主要原因，最主要的是你怕生孩子，对不对？”我说：“是，我很害怕生孩子。”他说：“那我们尽量不要孩子，好吗？”我说：“好。”他接着说：“我的假期有限，我们就决定在8月4日举行结婚仪式好吗？”“好！但是你母亲不在西安，我父亲又不能来，谁给咱们做主婚人啊？”我高兴而又犹豫地问他。“我的老师赵望云啊！”“噢！我知道了，就是那位有很多作品发表在《大公报》上的著名农村写生画家吧？现在已经是文化局的局长了，他肯吗？”“肯！他是我的恩师，我从18岁就在他身边，亏得有他照顾我，我才能过上比较安定一点的生活。他不光教我画画，也给我树立了用图画反映生活的榜样。他很爱我，听说我要结婚了，他一定会高兴……，明天，咱们就到老师家去，让老师和师母看看你，问他们中意不中意。”他搂着我说。8月4日终于到了。晚上7时，我们的结婚典礼在陕西省历史博物馆的一座藤萝架下举行。赵老师和师母早早的就来了，把送给我们的绣有红旗和毛主席像的粉红色软缎签名簿铺在那儿，夕阳的光辉使那块软缎闪闪发光，是那么漂亮，这是主婚人精心为我们购置的结婚礼物，以此祝福我们天长地久的爱情。我们的婚礼只花了37块5毛钱，用来招待陕西博物馆、美协的同志，还有我的女学生们。新房就设在石鲁给黄胄准备的那一大间临时画室里。我们和石鲁住在一个院子里，他住北房，我们住东房。一切家具都是由美协借的，我们的全部家当就是各自的一个木箱，以及两床被子。
（摘自《青年文摘》2000年第1期，郑闻慧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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