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当代文坛上，王安忆以风格不断变化而著称。自1978年发表处女作短篇小说《平原上》，她的写作风格几经变化，即使最为敏锐的评论家也很难把她归为某类、某派作家或某代作家。她在接受记者采访时也表示，她的写作只是服从心灵的需要。
△首先请您谈谈最近的创作情况。
○最近写了几篇乡村题材的小东西，如《喜宴》和《开会》两个短篇。取材大多是插队时的乡村。
△您以前就写过一些农村题材的作品。现在的作品与以前比较在风格上有什么不同吗？
○我现在写农村，并不是出于怀旧的目的，也不是为祭奠插队的日子。而是因为，农村生活的方式在我眼里日渐呈现出审美的性质，上升为形式。小说这东西，难就难在它是现实生活的艺术，所以，必须在现实中寻找它的审美特质，也就是生活的形式。
在我的近作里，淮北乡土文明是守分寸的、理性化的，是隔着一点感情距离的。它的背后是分析和理解的态度。
△有些人觉得，您现在的小说是“不像小说的小说”。您怎么看？
○我早就表达过我写小说的理想，那就是：不要特殊环境、特殊人物；不要材料太多；不要语言的风格化；不要特殊性。
△在一些评论家眼里，作家总是归属于某个派别或某个代，但您似乎都不像。
○就我个人而言，我从来就没有想过为某种潮流、某种旗号、某种社会需要而写作。在我看来，写作是从我内心出发的，是我心灵的需要。事实上，我是在一种封闭的环境中写自己的作品的。我不怎么注意别人，也很难对别人做出评价。有一点是肯定的，那就是这个社会干扰不了我。当然，我不能说我就对外界的某种潮流、理论等完全无动于衷。
△您不同于那种为某种目的而写作的作家。
○他们的快乐是在小说成功之后获得某种回报而产生的。而当社会存在着许多机会可以满足他们的欲望，比如他们可以当歌星、当演员或下海经商等，这同样可以实现他们的欲望。现在社会可以实现很多追求，这与我们当年从事文学创作时的背景、环境不同，当时的生活是非常单调的一种场景，二十世纪80年代初，生活既充满希望又单调枯燥，所以有很多人走了文学创作这条小路。青年人都有一种浪漫的想法，做梦的年龄搞文学创作是顺理成章的事。许多人开始写作，在文学创作的路上走了很远，但当社会环境发生转变、变化时，能坚持写作就不是那么浪漫的事情，他们的快感消失了。
△从1978年到现在，您的写作生涯已经二十多年了。似乎您什么题材、什么风格的作品都能写。您能简单谈谈自己的写作风格吗？
○在创作上我觉得这是比较自然的，至于我的写作风格变化很大，这也是自然的，没有一点特别意外的。以前一些评论家对我的定位不是那么准，在我开始写作时说我是“儿童文学”作家，其实我只是写了几篇儿童题材的作品，根本算不上儿童文学作家。然后，评论家又说我是知青题材作家，其实我也极少写知青题材的作品。我觉得我的作品是随着自己的成长而逐渐成熟。如果说有变化那就是逐渐长大逐渐成熟。我并没有像评论家说的那样戏剧性的转变。
△有种观点认为，《流逝》是您作品的分水岭，您也这样认为吗？
○《流逝》是十几年前写的。我不认为它是所谓的分水岭。
△现在文坛上活跃着不少女作家。您是如何看待这样一个群体的？
○女作家比男作家写作更勤奋一些，更认真一些。但在写作上我认为没有具体性别之分。现在有些评论家的观点是从作家自己谈创作的文章中得来的，这是要上当的。创作过程是说不清楚的，想象力不可捉摸。现在的作家存在一种风气，把自己的创作谈得特轻松特潇洒，这很容易让人产生误会。还有一些写作家的人也把作家的写作生活写得非常轻松、非常浪漫潇洒，这是不真实的。我写作用笔写，产量不是很高，我对自己的要求也不是很多，每天只写一点儿。
△您与张爱玲是同生于上海的两代女作家，有人把您与张爱玲作比较，认为同是二十世纪非常杰出的两位女作家。对此，您不反对吗？
○关于这一点，我想说几句。首先我不认为张爱玲是这个阶段最杰出的作家，我对她的评价没高到这样的程度。把我和她往一起比，可能因为我们都是写上海生活的。
我和她有许多不一样，事实上我和她世界观不一样，张爱玲是非常虚无的人，所以她必须抓住生活当中的细节，老房子、亲人、日常生活的触动。她知道只有抓住这些才不会使自己坠入虚无，才不会孤独。在生活和虚无中她找到了一个相对平衡的方式。我不一样，我还是往前走，即使前面是虚无，我也要走过去看一看。
我认为我的情感范围要比张爱玲大一些，我不能在她的作品中得到满足。我与她的经历、感受没有共通之处。
△在当代作家中，您比较喜欢哪些人的作品？
○有几个男作家的作品我很喜欢，他们的作品中有一种“温柔”的的特质，那是一种温暖的情感。比如张炜、张承志、史铁生，台湾的陈映真，还有西方的米兰·昆德拉等。我最喜欢米兰·昆德拉早期作品《玩笑》，里面有一种女性才有的痛苦而温暖的情感。他后期的作品，像《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已没有这种情怀了。最好的作家都具有这种情感，无论男女。还有莫言、余华的作品。莫言的作品有一种辉煌的感觉，余华作品的语言非常有情感，其实里面充满着痛苦。另外，张洁的早期小说、王蒙的一些小说、张贤亮的《河的子孙》等我也是比较喜欢的。我还比较注意阎连科的作品，他写那种农村与城市的尖锐冲突写得相当痛心。
需要说明的是，我判断作品的好坏从来不以深刻、价值观念的先锋为标准，而看感情是否饱满。当代中国作家的深刻性，即理性的力量不够，但当他们充满感情去写时，真是情深意长。
△您最近有什么创作计划吗？
○我有许许多多的想法，我只知道要不断地写下去，也会继续写下去。
△您对未来的文学创作有何看法？
○现在，文学已出现了分野，严肃文学与消费文学分开了。比较而言，严肃文学相对冷清些。这是很正常的。希望未来也是如此。冷清些好，我不怎么喜欢太多的人关注我，好让我一个人静下心来写。在当代文坛上，王安忆以风格不断变化而著称。自1978年发表处女作短篇小说《平原上》，她的写作风格几经变化，即使最为敏锐的评论家也很难把她归为某类、某派作家或某代作家。她在接受记者采访时也表示，她的写作只是服从心灵的需要。
△首先请您谈谈最近的创作情况。
○最近写了几篇乡村题材的小东西，如《喜宴》和《开会》两个短篇。取材大多是插队时的乡村。
△您以前就写过一些农村题材的作品。现在的作品与以前比较在风格上有什么不同吗？
○我现在写农村，并不是出于怀旧的目的，也不是为祭奠插队的日子。而是因为，农村生活的方式在我眼里日渐呈现出审美的性质，上升为形式。小说这东西，难就难在它是现实生活的艺术，所以，必须在现实中寻找它的审美特质，也就是生活的形式。
在我的近作里，淮北乡土文明是守分寸的、理性化的，是隔着一点感情距离的。它的背后是分析和理解的态度。
△有些人觉得，您现在的小说是“不像小说的小说”。您怎么看？
○我早就表达过我写小说的理想，那就是：不要特殊环境、特殊人物；不要材料太多；不要语言的风格化；不要特殊性。
△在一些评论家眼里，作家总是归属于某个派别或某个代，但您似乎都不像。
○就我个人而言，我从来就没有想过为某种潮流、某种旗号、某种社会需要而写作。在我看来，写作是从我内心出发的，是我心灵的需要。事实上，我是在一种封闭的环境中写自己的作品的。我不怎么注意别人，也很难对别人做出评价。有一点是肯定的，那就是这个社会干扰不了我。当然，我不能说我就对外界的某种潮流、理论等完全无动于衷。
△您不同于那种为某种目的而写作的作家。
○他们的快乐是在小说成功之后获得某种回报而产生的。而当社会存在着许多机会可以满足他们的欲望，比如他们可以当歌星、当演员或下海经商等，这同样可以实现他们的欲望。现在社会可以实现很多追求，这与我们当年从事文学创作时的背景、环境不同，当时的生活是非常单调的一种场景，二十世纪80年代初，生活既充满希望又单调枯燥，所以有很多人走了文学创作这条小路。青年人都有一种浪漫的想法，做梦的年龄搞文学创作是顺理成章的事。许多人开始写作，在文学创作的路上走了很远，但当社会环境发生转变、变化时，能坚持写作就不是那么浪漫的事情，他们的快感消失了。
△从1978年到现在，您的写作生涯已经二十多年了。似乎您什么题材、什么风格的作品都能写。您能简单谈谈自己的写作风格吗？
○在创作上我觉得这是比较自然的，至于我的写作风格变化很大，这也是自然的，没有一点特别意外的。以前一些评论家对我的定位不是那么准，在我开始写作时说我是“儿童文学”作家，其实我只是写了几篇儿童题材的作品，根本算不上儿童文学作家。然后，评论家又说我是知青题材作家，其实我也极少写知青题材的作品。我觉得我的作品是随着自己的成长而逐渐成熟。如果说有变化那就是逐渐长大逐渐成熟。我并没有像评论家说的那样戏剧性的转变。
△有种观点认为，《流逝》是您作品的分水岭，您也这样认为吗？
○《流逝》是十几年前写的。我不认为它是所谓的分水岭。
△现在文坛上活跃着不少女作家。您是如何看待这样一个群体的？
○女作家比男作家写作更勤奋一些，更认真一些。但在写作上我认为没有具体性别之分。现在有些评论家的观点是从作家自己谈创作的文章中得来的，这是要上当的。创作过程是说不清楚的，想象力不可捉摸。现在的作家存在一种风气，把自己的创作谈得特轻松特潇洒，这很容易让人产生误会。还有一些写作家的人也把作家的写作生活写得非常轻松、非常浪漫潇洒，这是不真实的。我写作用笔写，产量不是很高，我对自己的要求也不是很多，每天只写一点儿。
△您与张爱玲是同生于上海的两代女作家，有人把您与张爱玲作比较，认为同是二十世纪非常杰出的两位女作家。对此，您不反对吗？
○关于这一点，我想说几句。首先我不认为张爱玲是这个阶段最杰出的作家，我对她的评价没高到这样的程度。把我和她往一起比，可能因为我们都是写上海生活的。
我和她有许多不一样，事实上我和她世界观不一样，张爱玲是非常虚无的人，所以她必须抓住生活当中的细节，老房子、亲人、日常生活的触动。她知道只有抓住这些才不会使自己坠入虚无，才不会孤独。在生活和虚无中她找到了一个相对平衡的方式。我不一样，我还是往前走，即使前面是虚无，我也要走过去看一看。
我认为我的情感范围要比张爱玲大一些，我不能在她的作品中得到满足。我与她的经历、感受没有共通之处。
△在当代作家中，您比较喜欢哪些人的作品？
○有几个男作家的作品我很喜欢，他们的作品中有一种“温柔”的的特质，那是一种温暖的情感。比如张炜、张承志、史铁生，台湾的陈映真，还有西方的米兰·昆德拉等。我最喜欢米兰·昆德拉早期作品《玩笑》，里面有一种女性才有的痛苦而温暖的情感。他后期的作品，像《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已没有这种情怀了。最好的作家都具有这种情感，无论男女。还有莫言、余华的作品。莫言的作品有一种辉煌的感觉，余华作品的语言非常有情感，其实里面充满着痛苦。另外，张洁的早期小说、王蒙的一些小说、张贤亮的《河的子孙》等我也是比较喜欢的。我还比较注意阎连科的作品，他写那种农村与城市的尖锐冲突写得相当痛心。
需要说明的是，我判断作品的好坏从来不以深刻、价值观念的先锋为标准，而看感情是否饱满。当代中国作家的深刻性，即理性的力量不够，但当他们充满感情去写时，真是情深意长。
△您最近有什么创作计划吗？
○我有许许多多的想法，我只知道要不断地写下去，也会继续写下去。
△您对未来的文学创作有何看法？
○现在，文学已出现了分野，严肃文学与消费文学分开了。比较而言，严肃文学相对冷清些。这是很正常的。希望未来也是如此。冷清些好，我不怎么喜欢太多的人关注我，好让我一个人静下心来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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