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雪垠先生是我尊敬的文学前辈，他的《李自成》，大气磅礴，自成一家，对后来的历史小说创作影响很大。最近某报发表了由他人署名整理的《姚雪垠希望身后发表的谈话》（下简称〈谈话〉）一文，在谈《李自成》创作成就的同时，提到了毛泽东、郭沫若、陈独秀、胡适、李鸿章、左宗棠，还有几百年前的罗贯中。评骘人物，新见叠出，引人注目。
但是我却由此产生了怀疑：这真的是姚雪垠先生的“谈话”吗？生前未谈身后谈，这使得不敢苟同的意见也因先生已成古人而宜乎三缄其口了。
不过我还是想说说自己的看法。
对于郭沫若，《谈话》说：“郭沫若的历史剧都是现代剧，算不了伟大作品”；“郭沫若在文学界没有多大贡献，在思想上也没有多大创举”；“我一直认为郭老不是历史学家”；“郭沫若这个人我一生最不佩服”；“我认为对他的《甲申三百年祭》批判很重要。”
这是对郭沫若的全面否定。不是历史学家；“在文学上没有多大贡献”自然也不是文学家；而且一篇《甲申三百年祭》还需要加以批判！众所皆知，郭沫若对中国古代历史的研究和殷墟甲骨文的研究，是有突出成就和建树的，这早已为中外史学界所肯定。一个历史学家，只有丰富的历史知识是不够的，还必须有着对历史现象的独到创见和对历史科学的卓越建树。这，在郭沫若是具备了的，姚雪垠则没有。因此郭沫若是历史学家，姚雪垠则不是。
郭沫若又是文学家。郭沫若的新诗是“五四”新文学灿烂景观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现代文学史上占有重要的位置。他的历史剧曾以强烈的时代气息和深刻的现实背景，产生过广泛影响。至于《甲申三百年祭》，则是一部“忧盛危明”之作。它的最可贵的价值在于作者以清醒的头脑和革命的责任心，将一个重要的历史教训提到了即将开始的一个新时代的面前。我认为，时隔半个世纪之后的今天，《甲申三百年祭》仍有现实意义，是否定不得、批判不得的！也许《谈话》认为：《甲申三百年祭》所以要批判，还因为他写了“刘宗敏霸占了陈圆圆”，而这是“根本没有这事”的。
这也未必。历史上的刘宗敏是否霸占了陈圆圆呢？这有许多历史资料可资参证，是不能以臆断定是非的。我在1984年写《红颜怨》时，为了写陈圆圆这个人物，自觉史学功底浅薄，不得不临时抱佛脚，遍览明清史料，发现有不少生活在明末清初文人写的书中，都有关于李自成进北京、部下将领刘宗敏掠占陈圆圆的记载。在此简要摘录数例： （1）谈迁：《国榷》：“伪都督刘宗敏据田氏宅，闻陈沅（即陈圆圆）、顾寿美，索之。” （2）李清：《三垣笔记。附识》：“李自成陷京师，传吴帅三桂已上表请降，因闯党权将军刘宗敏闻三桂所娶妓陈沅色艾……，至是刘宗敏系三桂父襄，索沅不得，拷掠甚苦。” （3）卢生甫：《东湖乘》卷一：“李贼破京师……有爱妾陈圆圆者，国色也，为贼权将军所得。” （4）汪景祺：《读书堂西征笔记。序》：“李自成陷京师，三桂方镇山海关，……侦知陈沅为刘宗敏所得，闻之自成，自成谕宗敏以陈沅还三桂，宗敏不可。”……
此类史料还可举出一些。上述史乘的作者，多是陈圆圆的同时代人，如李清，是崇祯4年（公元1631年）进士，历官刑、吏、工科给事中，是明亡过程的亲历者。谈迁，明末清初史学家，据《明实录》著《国榷》百余卷，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他们身历明清鼎革，所记史事，非风闻蜚语所比。由此可见，《甲申三百年祭》谓陈圆圆为刘宗敏掠占一事是出之有据的。姚老坚持否定这段历史，令人殊难理解。作为历史小说家，可以把创作的小说人物画成红脸，却不必硬要说历史就是这样。小说是虚构的艺术，历史则是尊重事实的科学。这便是小说与历史的区别。
《谈话》说姚老“从不写一个字歌颂毛主席”，也不骂李鸿章、左宗棠。这都是个人的自由，不必说了。至于对罗贯中及《三国演义》的批评，是与《李自成》比照而发的，《谈话》说：罗贯中不懂历史唯物主义，不懂历史，不懂小说艺术，因此他的《三国演义》“是失败的”，也因此，“《李自成》超过了《三国演义》”。
如果说《三国演义》为《李自成》所超过，是由于罗贯中不懂历史唯物主义，那么莎士比亚呢？蒲松龄呢？曹雪芹呢？他们懂不懂？我是越想越糊涂了。
《谈话》中另外的一些话，更是难以索解。如说多尔衮活到70多岁（多尔衮死于顺治7年12月，时年39岁。有《清实录》在，可以为证）；如说“皇后下嫁”（孝庄下嫁多尔衮，史称“太后下嫁”而非“皇后下嫁”，“太后”与“皇后”义自有别，岂有皇帝尚在，其“后”嫁人之理？）；如说“三中全会以来，写小说的人都是跟我学的”等等。如此话语，几近荒诞不经。这究竟是否姚老的谈话，不得而知。人已作古，难以自白，质之抄录整理者，不亦宜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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