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时常见报刊上发表评论抗日战争期间周作人在北平当汉奸、担任伪华北政府教育总署督办那段丑史的文章，不禁勾起笔者在《光明日报》工作时涉及此事的一段回忆：六十年代初期，这个报纸的副刊《东风》，曾因拒绝刊登周作人投寄的文稿《元旦的刺客》，和周作人有过一次纠葛。这是周作人晚年的最大心病，说说它的来龙去脉，该不会是完全没有意思的。
众所周知，周作人是个晚节不终，降敌附逆的作家。因此，1946年他被国民党法院判处有期徒刑14年，囚于南京老虎桥监狱。1949年1月，人民解放军进逼南京，他经反动政府同意交保释放，同年8月辗转回到北平。建国后，他以生计无着，给周总理写了一封长达六千字的长信诉说，希望人民政府能有使用自己的机会（这封信的抄件送给了当时的文化部副部长郑振铎）。总理将信转陈毛主席，主席批示：文化汉奸嘛，又没有杀人放火。现在懂希腊文的人不多了。养起来，做翻译工作，以后出版。当时他还服刑未满，政府自难安排正式工作。但是全面考虑他一生的经历及其专长，仍然给予相当的照顾。除派他的故友前去探望，还由文化部和出版总署出面邀他以翻译家身分出来做事，并指示人民文学出版社在不用周作人本名的情况下可以出版他的译著。后经出版社和他双方议定：周作人每月交给人民文学出版社一定数量译稿，领取相应的酬资。他还开始在北京、上海、南京、广州和香港的报刊上发表文章，陆续出版了几本译著。（当时预支给了他高额稿费，1960年起仅人民文学出版社每月即达400元，超过大学里的一级教授。）
60年代初期，周作人正在写回忆录《药堂谈往》。有一天，阿英（钱杏?）向我报记者黎丁谈了有关周作人的情况，又向我报建议，可以让周作人写点启蒙时期的情况。“五四”以前这方面的材料非常缺乏，写出来还是有用的。1961年5月10日，黎丁去看周作人时，知道《药堂谈往》已经写了165篇，稿子都已寄给香港的曹聚仁。黎丁带回一份目录，单看目录很难看出哪几篇适用，因需去向曹聚仁索回，也不宜过多，决定选用《北大感旧录》各篇。周作人同意我们挑选的几篇，答应马上写信去香港。此后黎丁几度往返，所选文稿总无音信。7月8日，周作人寄来一篇随笔译稿，附信说，此文是日本小说《真空地带》的作者野间宏写的：“后来听说他因文学上的意见不同，被日共的文学会开除了，现在不写他的名字，含混的算作我的文章，不知可以否？”我们作了研究，认为牵涉到日本作家，如此处理欠妥，即由黎丁将稿退回，并婉言道谢。
8月23日，周作人又寄来两篇稿子，一篇题为《元旦的刺客》，记他在敌伪时期被刺的事，说是新写的回忆录中的一章，不知道适不适用？说如不用，“不必客气为要”。另一篇，说是刚从香港寄回来的：“本来令寄北大感旧录（有十章），乃误寄此篇。”故一并寄来或可当补白云云。
这篇《元旦的刺客》约近三千字，他先写了被刺的经过。文章接着以冗长的篇幅，叙述他“肚脐左边有手掌大的一块青黑色，只是皮面擦破”。到“日华同仁医院”检查医治之后，就编造起来刺客的来源：
这件事的经过已经约略叙说过了，现在便是想起问询这位暴客的来访的意义与其来源了。这案始终未破，来源当然无从知悉，但这也可以用常识推理而知的。日本军警方面固然是竭力推给国民党的特务，但是事实上还是他们自己搞的，这有好几方面的证据。……
我们研究了这篇《元旦的刺客》，认为不能刊用。1939年的刺杀事件，原是抗日青年的锄奸行动。周作人却借此事为自己的叛国罪行辩护，把它说成是因为他“触怒了”日寇而遭日本军警刺杀的案件，居然把自己打扮成了一副未成仁的“准烈士”的形象。他把这天发生的事情胡说是日本军警所为，还胡诌了“好几方面的证据”，毫无道理。
此文不能用，另一文也一般。因此决定退稿。8月31日，黎丁到八道湾周作人处，婉退稿件，周甚为不快。
周作人所以特别恼火，这是因为，如何为他当汉奸的行径辩解，一直是他晚年最大的心病。早在15年以前，1946年7月国民党南京高等法院开庭公审周作人时，他就诡称这次刺杀是日人所为，迫他不得不充当汉奸以保性命。所以在这整本回忆录中，《元旦的刺客》在周作人心目中是最关紧要的一章。
周作人所以一口咬定“元旦的刺客”是日本军警，无非是想把他之所以当了汉奸，归结为这场刺杀的逼迫，以此谎言曲为己辩，妄图减轻罪责。1962年10月29日，正当这年8月31日我报把《元旦的刺客》文稿退回给他后不久，他在香港的朋友鲍耀明来信告诉他：美国出版了中国学生用英文写的一本《黑暗之地下》，书中叙述了三个爱国青年刺杀周作人的经过。这个信息和退稿的事接踵而至，使周作人火冒三丈，恼怒异常。除仍坚持刺杀事件是“日本军部所搞无疑”，同时咬牙切齿地咒骂这些爱国青年是“凶犯”、“特务”。
奇怪的是，他的谎言还是蒙骗了某些研究者。某些周作人传记作者轻信了他的捏造，在书中复述了周作人关于“谁是刺客”的种种“假设”，就深信他是迫于日寇的威逼，贪生怕死而屈膝附敌的，遂断然说：
“行刺周作人的只可能是日本特务。周作人自己也这样认为。理由是：一、周作人当了燕大的客座教授，拒绝了其他文化单位的一切聘请，这当然触怒了敌伪；二、刺客大模大样坐汽车来，也只可能是日本特务；三、周作人经常往来于去燕京大学的路上。如在路上行刺，比到他家里行刺简单方便得多，但考虑到路上行刺，人们容易联想到燕大任教上去。为了不使人生疑，才特地上周作人家行刺。而这样的巧安排，恰恰说明了是日本特务干的；四、周作人被刺后，日本宪兵一开始就对他采取恶意的态度。接着日军就派来三个侦缉队员住在周作人家里，外出时总有一个跟着，连周作人出门的自由也被剥夺了，也不可能再去上课。这实际上是逼迫周作人就范。
周作人在明白了行刺者是日本特务后，心里很害怕。他是胆小又怕吃苦的文弱教授。如再不屈从敌伪，他知道，自己的一条命就无从保障。他一再说过的要‘苟全性命’，就促使他迈开了下一步。”①
纸是包不住火的，谎言终归要被戳破。我国著名的历史学家华岗说得好：“历史不能长久被欺骗，正像民众不能长久被欺骗一样。”“历史本身就是一种科学，而科学必须实事求是，不能容许人们说谎行骗。”林肯也曾说过：你可以在所有的时间欺骗某些人，你也可以在某些时间欺骗所有的人，但你不能在所有的时间欺骗所有的人。
不管经过多久，了解真相的人总会说出历史的真实。笔者以后读到陈嘉祥写的当年爱国青年刺杀周作人的真实叙述，证明周作人的这篇东西完全是意在为自己辩护的凭空臆造。现将这篇记述摘录于下：
1946年7月南京高等法院开庭公审周作人时，彼竟诡称其被刺乃日人所为，迫彼不得不充当汉奸以保生命。谬种流传，延续至今。1983年4月号《人物》杂志刊有《周作人的一生》一文，竟仍信其说，曲为辩解，称周是“在日人威胁下屈节的”。笔者有大学同学3人，曾亲自参与刺周之壮举，因得悉其详。
1938年冬，周作人感于日寇侵略之一时得逞，竟丧志夺节，决意附逆，“抗团”以周乃著名文人，素享盛誉，影响所及，危害极大，决定将周锄掉。并因前此时期周作人曾在燕大任教，遂命宋显勇等识认周之面貌，侦探周之行踪，察勘周之家宅。12月底，“抗团”派李如鹏（南开学生）与赵尔仁（新学学生）两人去平执行使命，1939年元旦，李、赵二人在方圻协助下，从北平西城郑统万家（“抗团”成员，新学学生）取出匿藏之手枪二支，随即由范旭带路径去西城八道湾周作人住所，假称是天津中日中学学生，欲见周研商赴日留学事，李、范二人被周之佣人引入，赵尔仁留在门外巡风。时周正在内院客厅会客，见李、范二人进入，欠身示意，范指周对李曰：“此即周先生。”李即出枪面周而射，周应声倒地。……
数日之后，报纸披露出周作人遇刺仅受轻伤之消息。……②
这些都是后话。再说，1962年8月31日退回《元旦的刺客》文稿以后，编辑部同周作人的联系中断了一段时间。这年12月27日，周作人又经邮局寄了一篇《鲁迅佚文及注释》，暑名仲密。看来他对黎丁有气，这次一反常态，是将文章迳寄《东风》编辑部，也未附函。转过年来，我们正准备刊用此稿，周作人于1月13日又写信给黎丁追询此稿下落，说：“如该文不甚适宜，仍乞由邮退还，不胜幸甚。”1月17日，此文在《东风》发表。1月22日，黎丁收到周作人的儿子丰一来信，说他父亲要索回此文原稿。黎丁即打电话给周丰一，告知稿已刊出，报纸也已寄出。l月25日，黎丁又收到周丰一转来其父的一篇稿子；2月14日，收到周的《唐宋诗醇与鲁迅旧诗》；2月16日，又收到他一篇关于中亚细亚的文稿。这些文稿均无大用，正在考虑，周作人在3月4日又写信来，要求把上述诸稿撤回，编辑部见周作人对退稿极其不满，之后就再没有向他约稿。这年周作人已经79岁，这些情况颇能反映他当时的心态。
①倪墨炎：《中国的叛徒与隐士：周作人》，上海文艺出版社1990年7月版，第356页。
②陈嘉祥：《周作人被刺真相》，原载《上海文史》1992年第二期。
（摘自《世纪》2000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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