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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友吴战垒先生是“CI学家”——他既是“（诗）词学家”，又是“（陶）瓷学家”。（诗）词，是他的“专业本行”，深得其师著名词学大师夏承焘先生的嫡传真谛；（陶）瓷，他自称“业余票友”，可“玩”得是出神入化。他神游于二者之间，“从陶瓷翩然联想文史，从文史而豁然返顾陶瓷”，探索、揭示“中国古陶瓷的人文背景和文化内涵”（《后记》），由此着眼，切入我国陶瓷的深层意义，写了一部极具水平的专著《中国陶瓷史》，展现出一条中国陶瓷的“文化”长河来；从而也引起我这个于诗词是“业余”于陶瓷是“外行”者的无限遐想。
“女娲抟土造人”。《导言》开卷，吴著不仅指出了陶瓷对于人类的特殊意义：“是人类第一次把一种天然物质经过加工而转变为另一种物质的发明创造”；更从“女娲抟土造人”“窥探制陶的历史信息”，把我国的制陶之始与我国的创世纪置于同步！陶瓷对于我国更具特殊意义——人类的被创造与人类的自身创造是同一的——人类创造了人类自身，这就是“女娲抟土造人”神话和我华夏先民“埴土为陶”的文化含义。制陶之始标志着我华夏先民的创世纪，不能引起你的遐想么？
近若干年来，我们从国外引进了社会发展的观念，按旧石器时代、新石器时代等审视我国的史前史。然而，我国并没有像埃及、巴比伦等古国的那些巨石建成的金字塔和宫殿（空中花园）等；我华夏先民没有“石崇拜”却有最原始也是最深远的“土崇拜”：人类起源于“女娲抟土造人”，族之宗庙必具祀土之“社”，民之家居必具祀土之“灶”等；我国神话传说中所有的古帝几乎都曾“埴土为陶”；更有一个专称为陶唐氏的古帝。这个陶唐氏，有说是神农，有说是舜，普遍的说法是：帝尧为陶唐氏（又有谓黄帝为陶唐氏）。其实，所谓“尧”（及“黄”）之为帝，乃“土”的神物化，而陶唐氏，则是我华夏先民对自身创造的陶（瓷）的神物化。所以，后世谓帝尧、黄帝为“土德”，而陶唐氏则为“火德”。不妨作点考说：“陶”字读音有二，一作馀昭切y ao（《广韵》），“尧”之今读与之相同；一作徒刀切lao（同上），尧又称唐尧，“唐尧”的合音即为“陶”。也就是说，无论按古读还是今读，“唐尧”与“陶”读音全同；上古音同义通，我以为，这就是唐尧之为陶唐氏的由来。以出土文物及古籍传说，我甚至有个臆想：我们为什么一定不可以按陶（瓷）的发展来认识我国的史前文明的进程呢？
文明进步了，“代替人殉的陶俑”出现了（第三章）。孔子为什么说：“始作俑者，其无后乎？”宏大到几不可思议的秦始皇帝兵马俑（第四章）实际上成了陶俑的总结。那些替代人殉的陶俑，它们（在先民的观念中）是和人一般地有灵魂的么？或者是（先民的观念中）人始生于土终归于土的象征呢？
在“用于祭享”、“其珍贵超过青铜礼器”的“商代精美绝伦的白陶”出现的同时，民间“印纹硬陶崛起”（第三章）；是不是族“社”与民“灶”互补，标志着民族的发展？
我注意到吴著在说到“唐钧”花釉处，插有一张彩图：细腰鼓（第六章）。它是唐代的瓷质鼓，而上古的鼓是直接用土制的（《礼记·明堂位》“土鼓，……伊耆氏之乐也”）。土——陶（瓷），是我国古代制作乐器的八种材料即所谓“八音”之一，除上面说到的鼓而外，其代表性乐器，有如：吹奏的埙、叩击的缶。缶，未见有出土实物，据古籍，它大约是秦（燕）地的民间乐器。埙，古籍中频见，是可以登大雅的用于礼乐之物（《诗·小雅·何人斯》“伯氏吹勋，仲氏吹篪”）；有不少出土实物，有三具被验定为新石器时代的（1931年在山西万县荆村出土）。陶瓷制作的乐器，战垒兄自家就收藏着有这类物件；或由于篇幅的关系，作者在其著作中缺了这个方面，愿在此略补数言。
随着“人权”的强化，“陶唐（氏）衰”，原始土崇拜在人们意识中的地盘悄悄地缩小了的同时，陶瓷制品在社会生活中极大的扩大了，包括其性质与前代已有所不同的象俑和明（冥）器。以“秦砖汉瓦”而著名的砖瓦替代了干栏、土夯，在数千年间建造了无数美仑美奂的宫殿、府宅、庙宇等和数以亿兆计的民居，直至现今。瓷成熟地出现了，瓷器的使用遍布于生活的各个角落，于是有了青、白、黑、彩、汝、官、定、钧、龙泉、景德……；盛具、食具、寝具、便具等各式用具以至床、灶、屋，以及无数精美不可复现的艺术作品。由我中国创造出来的瓷器“产生了世界性的影响，以致国外用‘Ch in a（瓷器）’来称呼中国这一瓷器的故乡”。直到如今，陶唐氏之灵不是时时、处处犹在运行着么？
诚如作者之言，陶瓷与诗词是相“通”的，虽然难以直接类比。战垒兄在词上的造诣，向为人所钦服；其于陶瓷呢？他自称是“业余票友”。吴战垒，其著作中的文思泉涌，一谈到陶瓷时的神采飞扬，对陶瓷及陶瓷文化的如痴如醉，强烈的关心、热爱和感情——这就是他的目的和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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