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月文艺出版社出版。
韩石山先生的《徐志摩传》的最大特色，就是在形式上的创新。他借用了中国古代纪传体史书的体例，把徐志摩的主要事迹写入《本传》，而把和他有来往的朋友写入《交游》，又编有徐志摩的著作目录和年表，这样，相当于传统纪传体史书的纪、传、表、志的四个部分就都有了。
这是一部小说家写作的传记。我这样说，并不是说韩先生在这部传记中善于虚构（如果我们把它和市面上现有的许多其他“传记”相比，就会发现它的显著特点就是没有无根据的虚构），而是他注意叙事的完整、连贯、一气呵成。这其实就是他借鉴中国纪传体史书的体裁的出发点———中国文人一直有这样的一个传统，就是打造一个个精致的、首尾完整的、文气连贯的小叙事，而不愿其中搀入任何异质性的东西来将叙事的链条打断。不论是从司马迁的《史记》开始的纪传体史书，还是以蒲松龄的《聊斋志异》为代表的笔记体小说，都是如此。
这又是一部历史学家写作的传记———韩先生本来又是学历史出身。传记虽然现在已发展成为一种独立的文学体裁，但它却脱胎于历史———在西方和东方都是如此。因此，它其实是一种形式的历史写作———历史本身，不就是由无数个人的生活组成的吗？既然如此，我们又怎么能容忍当前的许多传记作品，用虚构的对话、臆测的人物心理、甚至捏造的子虚乌有的事件，把一个有影响的历史人物的生活，糟蹋成一出蹩脚的三流闹剧？在韩先生的这部传记中，就没有这些乌烟瘴气的东西。这部《徐志摩传》，可以说是“无一字无来历”。
当然，在历史和传记写作中允许推测———这经常是历史学家和传记作家的一项重要任务———但这种推测是必须建立在事实基础之上的。在韩先生的这部书里，就有一些很有意思的章节，显示出了他类似历史学家的考证功夫。古人说“尽信书不如无书”，韩先生对这句话是颇有心得的。如陆小曼曾在一文中写，“老诗人（指泰戈尔）走后不久，我同志摩认识了。”韩先生下了一点考证功夫证明，徐陆并非相识于泰戈尔访华之后，而是在他访华期间。那么陆小曼为什么要在这个时间问题上做点手脚呢？韩先生答道，徐志摩当时虽已与张幼仪离婚，却还在和林徽因相恋。等到泰戈尔一走，林徽因也随梁思成赴美留学去了。这样，“把与徐志摩相识的时间定在这个空当，这江山就不光不是得之大明，也不是得之李闯，而是咱陆某人自个儿打下的了。”读到这里，不禁令人一方面为陆小曼玩弄这样的小诡计而喷饭，另一方面又叹服韩先生推理的严密！
又如，徐志摩有几张照片，背景里都有一个插着两枝桃花的花瓶，许多书上都标明是徐志摩1925年7月从苏联归来时所摄。韩先生却指出，徐的照片当是1925年春与陆小曼在北京中街寓所同居时所拍，因“桃花开花当在4月间，‘从苏联归来’的时间是7月下旬，这个季节，桃花早就败了。”读到这里，不能不感叹韩先生的观察力之强和用心之细。
读这本传记时我唯一感觉的遗憾，就是韩先生对徐志摩作品的分析与评论少了一点。这似乎也是经过韩先生考虑的，也是因为恐怕打断文气和叙事的链条。他在后记中这样写道：“作家总要写书，有的还不能不介绍，不能不评价，这可好，写到这儿了，不管你的兴头有多高，都得赶紧把它压下去，让自己在极短的时间内变为一个平静的评论家。”这无疑是对的，但我想说的是要做一个评论家并不一定非得“平静”不可，我们平时见到的评论家也多数并不“平静”。我们并不愿意评论家四平八稳地“叙述该书的主要内容，当时的作用，往后的意义，”这种文章千人一面，是注定只能被扔进字纸篓的。我们愿意读到的评论文字，也许是兴高采烈的，也许是戟指怒骂的，也许是讥刺冷嘲的，也就是说，用韩先生惯常所用的活泼新鲜的文字，写一点他对徐志摩的文章的偏爱或偏见。
说到韩先生的文字，我觉得他最大的一个特色，就是善于运用口语的节奏。他有一本集子的题目叫《我手写我心》，我想把它借来描写他的文体特色，但要改一字，那就是“我手写我口”。听来似乎容易，但“我手写我口”其实是一种不容易的境界，是韩先生经过多年的锤炼才形成的一种文字风格。袁中郎说自己写文章“信腕信口”，你倒去“信腕信口”地写写，能写到他这水平么？这种风格的最大特点，就是文字的亲切、流宕。如果你去读一读《徐志摩传》，你就能体验到这种风格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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