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小平（以下简称“姚”）：大伟，《外语教学与研究》杂志2001第5期上将刊登你的英文文章“Pseu d o－sc ien ce in th e Ch in e se Lin gu istic s C irc le：A Br ie f Sum m ary o f th e Acad em ic D ispu te b e tw een Xu D e－jian g an d W u T iep in g”（中国语言学界的伪科学：简述徐德江与伍铁平的学术争论）。在那篇述评中，你支持了伍的观点，认为徐的学说的确是一种“伪科学”。你是怎样得出这一结论的？
莫大伟（以下简称“莫”）：伪科学的一个特征是，没有任何经过验证的理论或可以验证的假说，就提出一些似乎很新颖的观点；这类观点实际上找不到科学的证据，在伪科学家眼里是无须证明、不证自明的。伪科学的另一特征是倾向于夸夸其谈，把一种“理论”的作用和重要性抬高到极点。从徐的所做所为来看，这两个特征都有了。徐和他的追随者一再吹嘘其理论是“革命性”的，说他的著作“创造性地构建了一个全新的理论框架”；还声称徐开创了所谓“新语言学”，使得语言学从西方理论主导的初级阶段上升到基于中国理论（当然就是徐氏理论）的高级阶段。这类狂妄而滑稽的说法是伪科学文体的典型标志。
姚：近二十年中国语言学的主流是健康的，徐氏一派的出现只是一个小小的插曲。徐的理论在语言学界并没有什么影响。任何时候学界都有可能冒出一些不伦不类的东西，如果我们不去跟它较真，它也就自生自灭了。但如果没有人站出来澄清事实，公众就难以辨别学术的真伪。我注意到，一方面你断定徐的理论是伪科学，另一方面你也把徐伍之争看作“学术争论”。
莫：跟徐辩论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因为他始终是在自言自语，不理会现代语言学的基本概念，甚至不受常识的约束，不顾显见的事实。像“语言”与“文字”、“词”与“字”等概念，在徐的论述中就分不清楚。他根本没有受过语音学和其它基础学科的训练，连元音、辅音和音节的关系也弄不明白，却敢指责国际语音协会的定义有问题。跟一个假充内行的人讨论问题时，你必须一再提醒他不要曲解最基本的概念，这比跟一般学者进行正常的讨论累得多。
莫：徐反复声称，汉字是一种比拼音文字更“科学”、更“高级”的书面语言。问题在于，什么是“科学”？徐从未下过确切的定义。“科学性”是需要证明的，可是徐却把它当成了立论的出发点。例如他说，不能用西方语言学的理论框架来研究汉字，否则会导致“严重地歪曲这种世界上最明确、最经济，因此也是最科学的文字”。
姚：称汉字“最明确”，是非常含混的说法。也许是指“日、月”之类象形字，或“上、下”之类指事字，看了就能明白意思？但这类字并不多。更多的字普通人是看不明白的。即使是文字学家，对有些字（如“白”）的字源也讲不清楚。假如汉字不进化，仅仅使用“最明确”的象形、指事字，早就被历史淘汰了。至于汉字的经济性，曾有一个说法：在联合国各种语言的文件中，以中文文本最为简短。
莫：据安子介说，中文文本与英文文本所占篇幅的平均比率为1：1.8，并用这一点来证明汉字的经济性。可是没有考虑其他因素，例如汉字的笔划。如果文本简短就等于经济，经济就意味着科学，那么我们同样可以说，古汉语比现代汉语科学，英文速写比拉丁字母科学。徐关于汉字科学性的另一个“证据”是，汉字输入计算机的速度“比英语快”（“英语”应该是指“拼音文字”吧，他把语言与文字搞混了）。首先，这一点很有疑问；其次，速度快是否就等于更科学？
姚：一个受过五笔字型培训的职业录入员，输入的速度当然很快。完全有可能快过“英语”。但是这样的比较不合适。拼音文字没有输入法的问题，不管什么人，对着键盘直接打就是了。就这一点来看可以说很经济。汉字却很让人苦恼，有各种各样的输入法，直到今天还没有统一。有些输入法的确很快，但要经过专门学习；况且一段时间不用，就会荒疏。人们为解决汉字输入法花费了大量人力物力，这样看来汉字就谈不上经济了。
莫：徐又把汉字的科学性归因于汉语的科学性，说“汉语口语本身就是明确和简练的，汉字之所以具有科学性，正是由于它源于这种更科学的口语”。他的思维混乱不堪，逻辑一点也不讲了。他是不是想说，明确和简练是汉语口语的内在特性？难道孔子或毛泽东，内地的公务员或香港的的士司机，说的话都一样明确、简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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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徐以为，对婴儿来说识读汉字比说话还要容易，并用这一点来证明汉字比拼音文字容易学。比起使用拼音文字的国度，中国的儿童要花更多的时间来学习本民族的文字。这是一个很明显的事实。然而徐不愿意看到这一点。更可笑的是他的下面一段话：“如果说，用26个拉丁字母可以构成任何词，那么汉字只需要有包含在‘永’字里面的8划，就可以构成所有的字。26和8，哪一个更少呢？”（《汉字文化》1990／4）稍有中西文字常识的人都能看出这种比较的荒唐。字母并不是笔划。字母也是一笔一划写出来的。26个字母需要用多少划呢？我不知道。这也不重要。汉字的部首跟拉丁字母才勉强可以相比。但部首有216个。英文的拼写规则并不容易掌握，然而比起几千个汉字来仍要容易得多。
姚：汉字不但外国人觉得难，中国人自己也觉得难。说汉字比拼音文字容易学，已不是正常推理可以得出的结论。我想，这是徐氏出于自身理论的需要，必须坚持这样说。因为他认定汉字比拼音文字优越。假如承认汉字繁难，不就降低了它的优越性吗？汉字是一种有生命力的文字，它能够存活到今天，肯定有其长处。但繁难不应该是它的长处。
莫：徐告诉我们，日本儿童的智商之所以比美国儿童高（好像这已经是经过验证的事实了！），就是因为学了汉字，而不是由于文化态度等因素的作用。他引过报上的一则消息，称华裔儿童在美国的学龄儿童中智商最高，日裔儿童第二。据说这是因为华裔、日裔儿童学了汉字，而汉字优于拼音文字的缘故！他的断言有明显的种族主义色彩，而他的论证方式具有典型的伪科学性：利用一堆东拼西凑、来源不明、似是而非的“证据”，来支持一个蛮横无理的臆说。
他鼓吹汉字是一种“智能型的文字”，声言“汉字不仅能提高中国人的智商，而且也能提高其他民族的智商”。潜台词是，由于拥有汉字，中国人在种族上更优秀。
姚：对于中国本土的人民，“学习汉字能提高智商”是多余的话。不学汉字，就是文盲，哪还有多少智商可言？就连日本人不识汉字，也是半文盲。至于外国人以及华裔，学一点汉字能提高智商，也许是可信的。问题是，对于儿童，很多东西都会有助于提高智商，音乐、绘画、七巧板、九连环等等，不必非学汉字。爱因斯坦就没学过。徐有一句话说，汉字是“比图画、积木、魔方更巧妙的智力玩具”（《汉字文化》1994／4），这才是他的真实思想。我们判别神童的标准往往是，还未上学就识了几千字。我的儿子三四岁的时候也认得许多字，可是到了小学里都要重新学过。总之，汉字跟智商没有必然的联系，就像吃补品与智商没有必然联系一样。我们当然可以劝外国人吃中国传统的补品，可是如果我们声称，这补品是世界上最有营养的，什么人都可以吃，没有任何副作用，甚至只吃它就够了，那未免太出格了。
莫：徐有一篇文章，题目是“二十一世纪应是汉字发挥其威力的时代”（《汉字文化》1991／4）。这也是他反复高喊的一个口号。他以为汉字将成为一种世界通用的文字。徐本人想必也感觉到了上述口号的文化沙文主义情调，于是拿出一封私人信件（日本石井勋博士写给他的信）来为自己表白：“‘我确信在世界上只有汉字才能称作是唯一真正的文字……我一句汉语也不懂，却能理解您信中的内容。’这是一个不怀民族偏见的日本学者对汉字作出的评价。”（同上）这个日本人能够读懂汉字，只不过是因为他像徐一样，一生都在学习阅读、理解和书写汉字。如果像徐说的那样，“只有纯表意的文字才是真正的国际性的文字”（《汉字文化》1994／4），而汉字又被视为这样一种文字的话，那他就不是在抬高汉字，而是把汉字贬低到跟国际通用的厕所标志那样低级的东西了。
姚：这个日本博士肯定不具备语言文字学的常识，否则怎么会说“汉字是世界上唯一真正的文字”？这种话只能当作酒后的戏言来听。徐的论调并不新鲜。十七世纪初，西方人刚开始认识汉字时，也指望以这种表意文字为基础发明一种世界通用的文字。这就是培根、莱布尼茨等一大批学者曾经参与的所谓“普遍语言文字运动”，延续了一个多世纪。这是前人走过的一段弯路，后人理应从中吸取教训。徐的思路表面上很能给人时代感，实则只是复蹈了西方人多年前走过的歧路。
莫：徐不但声称汉字更科学、更易学、更具普遍性，而且一再说，汉字比拼音文字更高雅、更优美。这当然是指书法：“中国的书法在世界上是独一无二的。这一点每个人都知道，是毫无疑问的。值得思考的是，为什么只有汉字才达到了这种艺术美的高度？总的说，这也是由于汉字的科学性质，以及其表意性能和方形的对称结构。”（同上）没有人会否认汉字书法的艺术美（虽然阿拉伯人、印度人也有书法），但是，衡量文字系统的短长需要考虑很多因素。关键是，世界上的语言和文字多种多样，没有哪个人有权利声称一种语言文字比其他的优越。任何一种文字都是历史的产物，都有自身的问题和缺陷，当然也都有一定的长处。对中西文字及文化不是不可以进行比较，但在比较时，对自己的东西应该多看缺陷，对人家的东西应该多看优点，这样才能进步。
姚：汉字的艺术美与“科学性”毫无关系。书法是额外的东西，已不属于文字的基本功能。即使允许我们评判各种文字的优劣，也不该考虑书法。汉字的书法就像是做工精细的服饰，确实很美，但要花很多时间去练。练书法的人都爱写繁体字，似乎不繁就不美了。如果照徐的做法，把“简”或“经济”看作判别文字科学性的一条标准，那么，汉字要保持艺术美，就得牺牲一部分科学性。
我觉得徐之所以一错再错，除了缺乏语言学的基本知识以及相关学科的基础训练，相当程度上也是因为不熟悉历史，对西方和中国的语言文化史都不了解，以至以为自己的思路有创意。其实，他的所谓“当代语言文字理论新构想”、“新语言学”、“新公式”从论题到见解全是旧的。几乎所有的问题前人都已想到并讨论过了。十九世纪末叶，就有中国学者对汉字和拼音文字做过比较。有人认为汉字的艺术美是拼音文字不及之处，“汉字之形，极方极整……诚可赏心娱目”，而拼音文字不过“如蟹横行也，绿豆芽也”。就此卢赣章在《切音字可则汉文》（1896）一文里指出，“切音字虽如横行蟹、绿豆芽，然其字画之简，书法之捷，似非于篆隶楷比也。夫书求捷也，苟能敏捷，草书便佳，何必字字齐整？如迟缓而不适于用，虽笔笔谨严，有何可取？此古篆之所以递变也。”卢氏对当时反对拼音字母者提出的汉字的四个优点———可辨别同音词（辨意功能）；本身具有意义（表意功能）；言简意赅（信息量大）；形体方整（美学价值）———逐一做了分析。后来的汉字优越论者，包括徐氏，立论极少能超出这四点。
莫大伟（D av id M o se r），美国密歇根大学亚洲语言文化系博士，曾任教于北京外国语大学英语系，开设心理语言学等课程。现在摩托罗拉公司职工大学任教。姚小平，北京外国语大学教授，《外语教学与研究》杂志主编。著有《洪堡特：人文研究和语言研究》（外研社1995）、《17－19世纪的德国语言学和中国语言学》（外研社2001），译有洪堡特《论人类语言结构的差异及其对人类精神发展的影响》（商务1997）、赫尔德《论语言的起源》（商务1998）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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