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以前写了文章，谈学风和文风的问题，在《群言》杂志上发表过。这几年，我出去开会，有时见到季羡林先生、张岱年先生的一些老先生，在一起随便谈谈，偶尔也涉及这些事，认为不应该有这种现象。
学术腐败，不止是一种学术现象，也是一种社会现象。它成为社会现象，就比较复杂了。从大背景讲，有经济原因，从小的方面讲，有切身利益的原因。一个人评职称、申请住房，都要与学术挂钩，这就容易走偏。还有制度问题，比如上级主管部门规定每人每年发表多少文章，在哪家刊物上发。那些刊物又很少，人人都要去发表，实在不容易，所以，有些人就要想其他办法凑数。这样的规定不见得都行得通。我就从来没在《中国社会科学》上发表过文章，要是凭这个评教授，评不上。有些地方报纸还说，某某发表了二、三百篇学术论文，我想，天哪，我从十二、三岁起就写点小文章，今年快百岁了，写了一辈子，还没写这么多，严格的论文有三、五篇就不错了。但是，现在这些问题，既然不只是学术问题，还有社会问题，就不是一两人呼吁所能马上奏效的。学术腐败的根治，还要靠全社会的努力。
可是，从另一方面讲，学术腐败的腐蚀性很大，也不能因为一时不能根除，就任其泛滥。每个正直的知识分子对此都应该有辨析、有抵制。对它的危害，要抱有清醒的认识。之所以需要这样，可以从两方面看。
首先，它是一个修养问题。按照中国的传统，对读书人的要求很高。你是吃工农饭的“士”，是搞意识形态的，那么你在思想上、行为上，就要负更多的责任。西方人不同，他们也能产生许多杰出人物，但不像中国有这样长期的社会传统。中国对读书人的要求不同，要求你有这个自觉性。中国成语不是讲“中流砥柱”吗？就是指应该能抵制住一些不良的东西。
有人认为，现在普通人都去挣钱，有知识的人，就更应该挣大钱。对有这种思想的人，我可能说服不了他，但我不会跟他。我们这些老知识分子，都有一些做人做事的原则，能影响多少人？我不知道，但我能控制自己。北大有个青年教授对我说，他看了我和费老的书，发现很少抄外国人的。我对他说：“我们都这么老了，还要靠抄人家的东西来膨胀自己吗？”出书、写文章，目的不是为了挣钱，而是要传播对人类社会有益的知识和思想。这几年，我老了，有的编著，出版社给出版了，有的我知道，有的我事先不知道。有时在报纸上发了文章，东也转载，西也转载，有的我也不知道。现在兴打官司，赔稿费，有人劝我去索赔，我也没去。正常付稿酬是应该的，但我在这里说的意思是，写作不是为了赚钱。一个知识分子，写文章、出书，就要产生影响。发表了、或者出版以后，还有人给你刊登、再版，扩大影响，这也没有什么不好。尽管他的动机可能和我的不一样，我也不必趁机发财。其实也不是我一个人这样想。托尔斯泰晚年的时候，也有这个思想。当时他很关心农民的命运，就不再写《安娜·卡列尼娜》那样的巨著，而是写童话之类普通人也能看懂的东西。他的目的是传播他认为有益于人民和社会的思想。他是个世
界性的作家、思想家，影响巨大，他写的作品如果要追求经济效益，那就不是一般的效益，但他不干这种事。他坚持他的理想和实践，那时他的夫人对他不大理解，他们闹矛盾，他很痛苦。一个知识分子是应该具有比一般人更高的自我要求的。
其次，要遵守学术规范。学术与社会分不开，但它也有自己的一定的界限。它既然是科学，就有自己的规律、纪律、秩序。当然，对于发展学术来说，规矩太死，框框太多，是不利的，但没有规矩也不行。我曾在70年代末写过一篇文章谈这个问题，我认为，小的框子可以没有，大的框子必须要有。一个知识分子，从大的方面说，写东西不以国家、民族、社会的利益为重，就出格了。从具体的方面说，写东西还要遵守一些学术道德和学术纪律。我的博士生做论文，所引用的书目我要管。比如有的英文书，中译本改了名，引用时就要注明。如一本美国人写的《民俗学研究》，中译本改名为《世界民俗学》，你不注出原著的名称，别人就没法查。所以做注要全，否则别人会不知所云。此外，在内容上，也要有一定的规范。比如说创新，有的博士生创是创了，观点的确很新，但论证不行，跟不上。胡适说，大胆假设，小心求证，这种做法却只有上文，没有下文，那样的创新就站不住脚。如同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缺一不可。我经常跟研究生说，他们的学习需要创新、也应该创新，这就是解放思想，但同时要有充足的材料和扎实的论证，把创新落到实处，这就是实事求是；两者是辩证的。写博士论文一
定在各方面都遵守规范。有的导师本身就没有规范意识，那就更要改进，不然就误人子弟。
总之，对于学术腐败，要严肃批评，坚决抵制。再过五年、十年，希望情况会有较大的转变。知识分子始终要做优秀国学事业的中流砥柱。
附记：此文为钟敬文教授在2000年5月11日北京师范大学民俗典籍文字研究中心举办的《学术腐败、学术批评和学术规范》报告会上的讲话。董晓萍记录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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