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围城》的汇校者龚明德，我俩素不相识，但是我说他是一位有研究个性的学者，读过他出的书就知道他是一位读书好“钻牛角尖”的人。由于牛角尖钻得有点呆气了，冲撞了法律，从法律上讲钱先生不能不胜，但从学术上讲，我还是愿意有很多默默无闻的人如龚明德一样多做一些文学版本的校勘工作。甚至在可能的情况之下出版一些现代文学的汇校本。在传统研究中，校勘古书，是一件相当精密和高级的工作，也是一件功德无量的事情，也并不是随便哪一个人都能做得了的。这用不着我们多做议论。在现代文学领域里面，我们却很少说到校勘。这是不对的。事实上，在现代文学领域内，前些年我们已经出版过郭沫若著作《〈女神〉汇校本》（桑逢康汇校）、《〈文艺论集〉汇校本》（黄淳浩汇校）、《〈棠棣之花〉汇校本》（王锦厚汇校），丁玲著作《〈太阳照在桑干河上〉汇校本》（龚明德汇校），还出版过如《鲁迅〈两地书〉原信》等非常具有版本意义的著作。对于一般读者可能他们不一定关心作品的修改，但是，它对专门研究大为有益。不注意著作的版本是无法真正地进行文学史研究的。
最近我仔细对照了一下钱先生写于1934年
一首诗《玉泉山同绛》原刊为：“已息人天籁，而无车马音。数铃闻偶语，众窍答还沉。久坐栏生暖，忘言意转深。颠风明日渡，珍取此时心。”
现在印在《槐聚诗存》中的文本改为“欲息人天籁，都沉车马音。风铃呶忽语，午塔无阴。久坐栏生暖，忘言意转深。明朝即长路，惜取此时心。”就觉得有的地方改好了，有的地方改过了不如不改。用钱先生的话说，就是有“过改”现象。他说：“诗文固须勤改，然痛改乃至手滑，苦思渐入魔道”。“诗文斟酌推敲，恰到好处，不知止而企更好，反致好事坏而前功抛。锦上添花，适成画蛇添足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