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走文学”由来已久，上溯到我国先秦时代的采诗官、明代的徐霞客，都可以说是“行走文学”的代表。这一传统在西方国家也得以发展，安徒生、聂鲁达都是“行走文学”的受益者。
云南人民出版社可谓国内“行走文学”的首创者。1999年，该社组织了阿来、扎西达娃等7位著名作家，分7条路线走西藏，推出了“走进西藏”丛书。去年，又动员了云南的8位作家进行“解读云南民族文化千里行”活动；去年9月份，云南人民社“乘胜前进”，又力邀贾平凹、徐小斌、刘亮程、虹影、赵毅衡、邱华栋等9位名作家“游牧新疆”，并打算出版《游牧新疆丛书》。在今年春节的前几天，一本叫《一路奔走》的书在市面冒出，这是作者关山自1999年1月1日起在全国自费旅行一年，行程4.6万公里后出来的产品。在此之前，还有刘以林的《开车走中国》。在新闻界活跃的编辑记者也有诸多的作品，包括曾做过9年编辑的柴火的《魂系罗布泊》、羊城晚报记者熊育群的《走不完的西藏》、新华社记者唐师曾的《我钻进了金字塔》。
去年，鹭江出版社邀请葛剑雄、周国平等学者同南极科考队同行的“人文学者南极行”活动，把行走文学推到了极致。
中国青年出版社黄宾堂认为，文学应该“行走”起来，走出书斋，走出思维的栅栏，走向自然和生活。这种行走，绝不是一般的旅游玩乐，它是身心的投入，是对内在激情的唤起，是为激情和生命而行动起来的姿态，会为文学的发展提供一定的动力资源。同时，博库网站与中青社一起设立“行走文学”网页，适时发布作家们传送回来的大量鲜活的文字和图片资料，成功地尝试了传统出版与现代科技网络联手共同开发同一出版资源，进行了一次立体的、全方位的、崭新的出版运作方式。
牵动这些作者们出走的原因何在呢？青年评论家李敬泽曾参加“走马黄河”，他说：“关于行走文学可能会有各种各样的看法，我觉得对我来说，我去的时候并不是扛着‘行走文学’的旗帜。其中有两个层面的意思，一是个人经验的拓展，尽管我们在大都市中接受各种信息，无论是遥远的还是身边的，但难说是经验上的认识；从写作来讲，这是从很独特的角度出发，我以前写东西比较书面化，在文本上下功夫，也精致，但毕竟是在书斋中写出来的，这和个人经验是否充实有关系。我在写黄河时感觉到很充实。行走的意义对我具体来说，是教会我对生活的差异性和丰富性的高度尊重。”关山说，触动他要出去游历的，是他1997年在西北的一次旅行。那次旅行使他真正接触到劳动人民的生活。在行走的过程中有了自己的体验，使身心两方面都得到锻炼，是自己成长的必经阶段。身为学者的余秋雨则认为，今天的年轻人应当学会实地考察而不是坐而论道，或者做那种抄来抄去、从文本到文本的写作。触动《开车走中国》作者刘以林出去走的，是追求独立人格的奢望，他说，一个人远行，走之前连自己也担心会孤独，带了很多CD、磁带、图书。但一上路，大地的美丽便会轰然而至，这是平时开会出差看风景时绝对感受不到的。
《魂系罗布泊》的作者柴火，是1997年春天看到《北京晚报》刊登的中旅总社要组织“首批百人徒步穿越罗布泊荒漠特种探险团”的消息，怦然心动地走出去的。
像任何一件新兴的事物一样，人们对行走文学同样有不同的观点。赞成者认为，行走文学抛弃了目前过于书斋化和私人化的写作倾向，这种行走，不是一般的旅游玩乐，它是身心的投入，是对内在激情的一种呼唤。这种行走，不一定都是传奇和历险，而是去吸纳生活的丰富，体味鲜活的气息。对于多数作家来说，极具挑战性。云南人民出版社张维说，云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图书题材以资源性为多，精品较少，在竞争日益激烈的情况下，这对出版社的发展很不利。在“创造太阳”的出版理念指导下，他们结合自己的出版优势，组织“行走”活动，为出版社和作家都提供了一个新机会。
也有人提出担心，如果仅仅是以形式作为号召不会持久，关键是行走过程是否给作品注入了新的活力，用心行走的作家，作品中会有所体现，也会在生命过程中留下痕迹，对写作留下思考和帮助，对丰富心灵有极大的好处。但当前文坛的“行走”活动颇有“克隆”意味。与其说“行走文学”是在文坛兴起，不如说出版社是“行走文学”的真正发起者和主持者。这样的出游是由出版社提供资金，按出版社的写作要求来进行的，这就让人生出了一些疑问：作家们在“命题作文”中，能否毫无束缚地写作？在短时间里出书的方式，作家能否来得及作出真正有价值的思考？“行走文学”是只求速度不求质量的“快餐”，还是有持久魅力的美味“大餐”？事实上，由出版社决定选题、确定路线并提供费用的“行走文学”，不仅有“命题作文”的色彩，而且参加者要为出版社的投资效益作些考虑，也不可避免地会在不同程度上迎合市场的需要。
“行走文学”当然也可以点缀文坛，甚至还可以为策划者赚上点钱，这无可厚非。但是，既然是文学，作为读者，也完全有权力要求我们的“精神食粮”除了口感好一些外，还要更富有营养。这种“行走文学”毕竟是策划出来的，多少显得有些浮躁。作家出版社白冰说，“行走文学”是一个不错的思路，关键是怎么走，有怎样的套路。如果有好的选题，我们可能也会尝试，但是我们不会出版套书、丛书。这样的“行走”不能太多，要注意保持新鲜感。组织作者“行走”的出版社需要不断创新。
“文学”能在这种形式的“行走”中走多远呢？如果作家不能义无反顾去面对生活中那些更为严峻的命题，如果出版业不能积极地扶持那些沉默耕耘的作者，那么人们的期待是难免要落空的。出版社如果目光短浅，只顾眼前利益，组织作家写出的只是“快餐”式的作品，那所谓的“行走文学”将注定行而不远。
目前的行走文学对拓展出版资源有很大的好处。出版物有很大的发展空间，行走文学在出版资源不是很丰富的情况下是很好的方式，提供了学者作家换位思考的机会。这种行走的行动把他们从原有的生活轨道上拉开，包括目的地与原有环境的反差，使他们看到一些看不到的现象，这种新的见闻会激发他们新的思考和创作思路，带来一些心灵的收获。阿正曾与人合编《极端体验》，又曾策划过“向南极赠书”，获得科学家及业界的好评。他由此想到为南极多做一些事情，地球资源日渐枯竭，南极将对于人类有不同寻常的意义，这些是科学的考察和发现不能穷尽的，科考无法完全揭示南极对于人类的意义。阿正强调南极之行是为了体验，跟“行走”差别大，需要相当时间的考察、体验和思考。走不是必要的过程，主要是在特殊的环境中思考，不是文学层面上的课题，而是在思想的层面上展开。无论是策划点还是体验到的东西，都不是文学创作的形式能够包容的，人文学者的作品，思想含量将远远高于文学的含量。从这方面讲，行走文学是在内容上有了新的开拓。
李敬泽认为，中国无论在文化意义上还是人的生存意义上，有无限巨大的多样性。在某种意义上，中国对我们来说是陌生的，有很多有待于认识的东西。作家首先要敏感，也许脑子里原来就已经装了一大套对民族文化的定论，却不知道真实具体的民族文化是什么。衡量行走文学，仅仅谈概念没什么意义。主要是看文本，如果作品没有什么价值，那么无论是商业意义还是文学意义，都没能落到实处。如果诸多文本有几个还不错，就不失为一件好事。行走文学应该从内涵上突破，如果一定强调商业，未免有些矫情。文学也有商业的一面，但不应该损害从真诚态度出发的写作，商业损害艺术的情况是不该发生的。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