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奈是空文今更多

2001-06-06 来源:中华读书报 马斗全 我有话说
众多文友中,平时见面最多的是智效民先生。我俩在一个单位上班,又住在同一个院子里,所以我对他的读书和写作情况最为了解。在研究近代学人与学术思想的学者中,老智是较有影响的一位,越来越受到学界的关注。经常有文友或读者写信给他,予以称赞并表敬重。有朋友谈到,在北京某场合,《读书》前主编沈昌文先生曾有“山西四才子”之说,智效民即其一也。又有文友告云,一次在上海,堪称沪上文化界泰斗的王元化先生知他是山西来的,即向他打听智效民的情况,盛赞智效民。这自然都是因了老智那些文章的缘故。老智的文章有一个特点,那就是除了有见解有分量、甚见深度与力度外,大都写得较短。如前不久发表于《书屋》的《可怜盛世存儒雅———〈篱槿堂自叙〉读后》,初看题目以为不过是一篇寻常读书文章,而读来却有振聋发聩之力,给读者以启发和思考。该文结合所读他书,对赵俪生《自叙》谈到的一些史实作了深入的分析,提出自己的见解,还谈到自己当年帮父亲抄写证明材料的有关情况,总共才四千多字。而他更多的文章,比此文还要短许多,有不少是二千字以下的短文。

我曾同老智谈到文章长与短的问题,他说自己写文章的原则是:第一,要有创见和新意,没有新意决不动笔。第二,尽量简练,不说废话,能用两千字写清楚者决不写到两千一百字。我十分赞赏这样的观点和态度。文章当长则长,能短则尽量简短,既是对读者负责,也是对自己负责。其他一些文友也都赞成写短文,广州的李汝伦先生谈到,短文好读但不好写,能写好短文,才见水平。他同时是位诗词高手,曾举例说,诗中绝句最不易,词中小令最不易,也是这个道理。此为知者之言,外行是体会不到的。

短文深受读者欢迎,而近年来学界和文坛的风气,却是文章越写越长,写得很长但却空洞无物甚至废话连篇的文章随处可见。借用古人一句话,就是“执空文以罔读者”。以近期《学术界》、《晋阳学刊》等杂志所刊《中国史研究在历史观上的三大误区》一文为例,即可见流弊之一斑。“中国史研究”、“历史观”、“三大误区”,题目怪能唬人的。该文谈了三个问题:一,中国历史发展有自己的特殊性,不能简单地将马克思主义所揭示的人类社会的普遍规律套用于中国历史,而应认真探讨和研究中国历史发展的特殊规律;二,农民的暴动和起义并非都是正义的、进步的,不能因为是农民起义就不加分析地予以肯定和赞扬;三,推动历史发展的伟力在于人民群众,不应过分宣扬帝王之类人物在历史上的作用。所谈三个“观点”,不但全为学界早已谈得不待谈的看法,而且为人所共知的常识,根本没必要写成“论文”重复发表。即使要复述那些常识性观点,也只需数百字,就足以表明自己同意那类意见,实在没必要东拉西扯写成近九千字的长文。大概因为文章没有什么创见,便只好在字句上作些创新,什么“道德性”、“文明性”,甚至生造出“维生”、“封许”、“坚执不悟”等词。

空洞无物而又冗长的文章越来越多,如老智笔下那样有新意且简短的文章总是太少。这除了有些作者因水平所限外,还因为许多管理者,竟然不明白文章的价值在于见解之新而不在篇幅之长,总结成绩、评职称时总是强调字数,即所谓“量化”。在我们的不少大学和科研单位,登记或奖励成果,甚至明文规定只有超过多少字的文章才算,短文是不给算的。有创见的短文不算成果,而《中国史研究在历史观上的三大误区》那样的文章倒可以算作成果。这也就难怪不少人便尽量给文章“注水”、“充气”。有无创见并不要紧,要紧的是字数。有家人数不多的学术单位,每年公布和上报的科研成果竟有几千万字之多,其中确有创见者有几许,却是没人问的,可知官僚主义的管理方法,是造成长文泛滥的重要原因。

电脑写作、扫描、复印以及先进的印刷技术,还有如今时兴的自费出书、买书号买版面,都更为长文章的出笼提供了方便。可以预见,以后文章将更长,空而长的文章将越来越多。当然,这些文章的读者会相应地越来越少,以至没有人读,也是可以预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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