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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年来，每当夜深人静，我一个人在灯下整理底片相夹时，往往感到时间对于生命的冷酷。看到报纸上的讣告和追悼会上的遗像，我就感到无奈、怅然和悲哀，一霎间时间仿佛凝固。那时，脑海里都是那些饱经沧桑的熟悉面孔，久久挥之不去。我一直没有勇气统计那些采访后故去的学者。直到这本《世纪学人》付印前，我才确信有六十三位老人已经永远告别了这个世界，不能亲眼看到画册的问世了。这极大地冲淡了出版带来的喜悦，使我感到难言的痛苦和深深的惋惜。在与时间的赛跑中，我常常落在后面。在某些读者的眼里，我也许只是一个已逝英灵的‘打捞者’。” ——侯艺兵《世纪学人》后记 |
大多数受过高等教育的人都知道这些名字意味着什么：陈翰笙、盛成、陈岱孙、姜亮夫、钟敬文、薛暮桥、吕叔湘、温公颐、巫宝三、朱维之、周有光、邓广铭、单士元、王朝闻、费孝通、林耀华、季羡林、史念海、王铁崖、邢公畹、张清常、任继愈、苗力田……在学术史和教育史上，这些名字就意味着一个学科一个时期中最重要的成果，甚至就是某个研究领域、某个学科的代名词。很难想像，20世纪如果没有这些人，中国的学术史与教育史会是怎样的情景。与闻人政要和演艺明星不同，这些人中的绝大多数都不为大众所知，如果没有人专门去关注他们，他们一般也不会主动吸引公众的关注，虽然他们的名字会因为他们的著作而长久地被人们记住，但我们大多数人无缘见到这些智慧的头脑和澄明的目光，他们仍在被当代人迅速的遗忘。
终于有这样一个摄影者，付出了巨量的劳动，不但逐一采访了两院院士，而且又用镜头逐一采访了包括上述这些老学者在内的近三百位中国第一流的学者，记录下了那些明澈的目光和饱含沧桑的面容。这本2001年6月问世的《世纪学人百年影像》（山东画报出版社），不同于近年来出版的各种社会科学家传略，它以人物肖像为主，把学者晚年的近照和学者青年时代的照片摆在一起，构成了一幅人生缩影；配以学者本人的手迹，和记载其生平、成就的简明文字，面貌与心声互相衬托，图文浑然一体，焕发出一种强烈的人格力量，鲜明生动地展示出一代学者的风范。摄影者侯艺兵以一人之力，十年之功，完成了这本巨著。如果没有他的工作，不知道会有多少遗憾留给这个新世纪。
2000年6月，一些媒体登出了这样一条“新闻”：南方某晚报出资一百万元，请演艺明星牛群采访一百位中国两院院士，为他们拍照。出资的单位及媒体都称这次采访为“迄今为止国内最大规模的对院士的采访”。有报纸报道此事时，还配发了牛群搀扶着一位老院士的巨幅合影照片。
这条“新闻”马上又引出一个更大的新闻：也是在去年6月，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了《中国工程院院士》（卷一、卷二）两册大型摄影集，内收1994年、1995年、1996年三批当选的中国工程院院士332位。此期间，院士大会正在召开，有关方面为这本大型画册的出版，在北京友谊宾馆举行了隆重的首发式，媒体同样也做了报道。这332位院士，都是一个人拍摄的，他叫侯艺兵。5年前的1995年5月，侯艺兵在浙江科技出版社出版了《院士风采——中国优秀科学家肖像、手迹集》，内收当时全部的中国科学院院士291名。该书1996年获第十届中国图书奖。画册出版时，周培源、钱三强、吴仲华、江泽涵、袁翰青、沈其震等十几位院士已经辞世，后人如果想要再睹他们晚年最生动的影像，恐怕就只有找这本摄影集了，而想要“拍摄”他们，大概就需要翻拍这本摄影集了。拍摄《院士风采》，侯艺兵完全自费；拍摄《中国工程院院士》，是他完成的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的一项工作任务，所以得到了资助，但他个人仍为此支付了部分资金。侯艺兵事后统计过，他十年间采访623位院士，个人合计支出六万元，平均每采访一位院士他自己付出一百元。与明星的兴师动众、每拍摄一位院士就要别人投资一万元相比，这的确太微不足道了。要知道，侯艺兵的这些支出包括了他在北京和奔赴外省采访所需的全部的交通、食宿费用，还有买胶卷和冲洗相片的费用。
从资金耗费量的角度来说，侯艺兵的采访当然算不上最大规模，但从采访工作本身来说，侯艺兵的工作确是规模最大、价值非凡。当牛群的采访还只是计划的时候，侯艺兵已经完成了两院院士的采访，并且拿出了高质量的完整的成果；他抢救性地采访人文、社科领域老一辈学者的工作，则在很大程度上又是不可重复、不可替代的。正如当时的中国科学院院长周光召为《院士风采》所写的序中所言，侯艺兵“成功地塑造了科学家的群像，刻画了一代学者的精神风貌”，他的作品“不仅具有现实的科学价值和文化价值，而且还有长远的史料价值和文献价值”。
“院士”因为很明确，所以采访时的范围容易确定，而资深的杰出的人文、社科学者不同，他们目前还没有一个像“院士”那样明确的、共同的称谓，采访他们，从何入手呢？
侯艺兵首先想到的就是1955年当选的学部委员，其中当时尚健在的非自然科学的学部委员有陈翰笙、薛暮桥、季羡林、骆耕漠、吕叔湘、胡绳、于光远、千家驹、刘大年等九位。——这九位人士侯艺兵在1999年以前已全部采访到了，而到2001年的今天，这个名单已经缩少到六个人。——这个名单就是日后《世纪学人》最初的来源。后来，有关部门和人士又向侯艺兵提出了这样一份名单，即1955年评出的中国社科院的四级以上研究员和高校系统的知名文科教授。这样，这项采访计划有了一个基本的框架。以此为基础，侯艺兵按学科分类，确定了自己的采访任务：在每个学科中，采访、拍摄尚健在的最老资格的学者。在有关部门的参与和一些学者的帮助下，最初的采访名单得以确定。谈到这些，侯艺兵总念念不忘中国社会科学院科研局、人事局、办公厅，原国家教委社科司对他的帮助。正因为这项采访的系统性、完整性，所以超越了一般的人物摄影，而具有一种特殊的学术史意义和文化史意义。
侯艺兵采访这些老一辈学者的工作用“抢救”二字来概括一点也不过分，而从每个学科来看，这个采访人选的确定，又大致可以用“论资排辈”来概括。可是，这些学者分散全国各地，有的旅居海外，要找到他们，谈何容易。侯艺兵由此又开始了漫长而艰苦的寻找。
1995年初夏，侯艺兵专程赶到杭州拍摄九旬高龄的著名敦煌学家姜亮夫。叩开姜老的家门，侯艺兵才知道老人已久卧病榻。第二天，侯艺兵匆匆赶到杭州大学医院，在静谧的病房里，老人安详地躺着，一支深红色的玫瑰插在枕边。侯艺兵按下快门，拍下了这难得的瞬间。回到北京不久，侯艺兵便得到消息，老人到底没有捱过那个并不寒冷的冬天。这是侯艺兵采访的近三百位学者中第一位故去者。这也使得侯艺兵有了最初的紧迫感。
采访罗继祖教授的经历很有戏剧性。罗继祖是晚清著名学者罗振玉的孙子，今年已经88岁。这个故事还是让侯艺兵自己来讲吧——
1996年8月22日，我到吉林大学专程采访金景芳、张松如、罗继祖三位教授。当天顺利完成前两位学者的拍摄，而罗继祖退休多年，据说住在大连他儿子那里，可是学校里谁也不知道地址。我只有带着遗憾回到北京。1997年4月，我采访北师大教授刘乃和时，从她那里意外地获知了罗继祖的地址：大连市白云新村某楼，但仍无电话。有了地址我就开始准备大连之行。还是老办法，乘夜车去，白天采访，当天返回，这样可以少请假，还能省下住宿费。1997年7月26日早晨七点，我坐火车到了大连，坐公交车赶到白云新村。我按地址找到那户人家，我就傻了眼，人家根本不姓罗。——原来是刘乃和教授把楼号给写错了。我找到居委会，找到派出所，都没问出线索。那时我真是沮丧。我就在一大片楼群中瞎找，逢人便打听。我背着十几斤的器材不知爬了多少楼，遭了多少冷眼。都到中午了，我实在累得精疲力尽，就一屁股坐在马路边。这时我看见旁边小店里有两个老人在聊天，就顺着惯性，上前打听。其中一位答道，你说的人我也不认识，可是我知道马路对面的那幢楼上住着一位姓罗的工程师，不知道是不是你要找的人。我抬头望望那幢楼，想，反正再爬一次，再找不到就回北京。老天有眼，给我开门的正是罗教授的儿子。
我当时的那份高兴，真是没法说。——一年以后，我借出差的机会，再到大连，二访罗老，并当面还老照片，这回可就轻车熟路了。（根据录音整理）
罗继祖老人已八十好几，平日极少出门。他耳力极弱，而且重听，侯艺兵与他交谈，只能借助纸笔。那天，罗家热情地留下这位远方的客人共进午餐。从此，侯艺兵与罗教授书信来往，如同故人。
河南大学教授、著名文史学者任访秋早已被列入摄影者的采访计划，但一直找不到机会，而任老已年过九旬，双目失明，侯艺兵的朋友、任老的学生沈卫威再三催促侯艺兵要抓紧时间。1999年5月初，侯艺兵利用从四川采访院士回来的机会，临时下车，绕道开封去拍摄任访秋，当天下午又坐火车回到北京。这是他采访学者中最紧张的一次，“往返三百里，花费六小时，拍到九旬翁”。回到北京半年多，沈卫威给侯艺兵打来电话说，任老走了。
教育学家张敷荣教授也因为从千里之外到来的摄影者而留下了晚年珍贵的照片。1998年8月7日，侯艺兵到重庆采访西南农业大学的一位工程院院士，上午工作完毕，婉谢了接待单位参观北碚的安排，来到与农大一墙之隔的西南师范大学，多方了解并最终找到94岁的老教授张敷荣，这位1936年美国斯坦福大学的教育学博士，早年的四川大学教授、教育系主任，也是新中国国务院学位委员会首届教育学科评议组成员。张敷荣教授1998年在侯艺兵回北京之后不久也驾鹤西去。——在他最后的时光里，他好像一直在等着一个人，最后终于等到了。
十年来，侯艺兵一年到头风尘仆仆，每天都像在行军。他牺牲了数不清的休息日、节假日。侯艺兵采访科学院院士和学者给自己定了个标准，在北京，就骑自行车、坐地铁，去外地不坐卧铺，住宿不超过60元标准。那年他到上海，徐匡迪院士看见他说，小侯你这么辛苦，为什么不配个助手呢？侯艺兵笑着说，多个助手就要多一倍的费用，我哪里用得起呀。
侯艺兵今年已四十好几，在北京应用物理计算数学研究所当编辑。这些年他付出的远不止微薄的积蓄和大量的时间，还放弃了各类影展比赛，这对一个摄影家来说，代价之大可想而知。1994年春节，他从重庆前往贵阳采访当地的惟一一名院士、地质学家郭承基的经历，简直就是一次历险，先是在火车上被消防筒砸破头，下车后又差点被人骗进黑店。他笑着说，你别看现在听起来像说评书，那会儿可真是害怕。
采访学者和采访院士一样，侯艺兵既无记者证，也无介绍信，在当今这样一个世道，要想让这些老人相信一个陌生人，特别是还要请人家拿出自己珍藏的老照片给这个陌生人拿走，必须要让人家信任你。
侯艺兵嬴得学者们的信任，其实就凭了一条：言而有信。他从学者那里借走老照片，说好哪天还来，就哪天还来，不但原件完璧归赵，而且如约将翻拍好的“新”照片和底片一同交给老学者，当然，还有摄影者自己的作品。这些老照片对老学者本人来说，也大多数都是绝版，所以侯艺兵这看似简单的履约守信，这平凡而真诚的善举，就深深打动了他们。
当初采访院士，当侯艺兵采访到三四十人的时候，他的信誉就开始在院士们中间流传，都说有一个给大家拍照片的小个子，说话算数。这些年来，侯艺兵自己垫钱为数百位学者翻拍了旧照片，都是将原件和新拍的底片亲手送还，无一丢失。
在这漫长的采访过程中，因为采访量太大，而且时间很紧迫，所以很多时候他都是以不速之客的形象贸然造访学者，这样，第一次登门遭拒就是难免的，但绝大多数学者后来都被这个小个子摄影者的诚意打动，接受了采访。
侯艺兵一想到采访历史学家杨向奎的经历就感慨不已。从第一次见到侯艺兵起，杨向奎就表示不愿意拍照，但老学者的坦诚给侯艺兵留下了深刻印象。以后，侯艺兵经常与杨先生通电话，开始还提拍照的事，后来干脆也不提了。但随着相互了解的深入，老学者与摄影者的感情越来越融洽。终于有一天，侯艺兵接到了老学者的亲笔信，告诉他可以去拍照片了，而且还说有自己新出的一本书送给他。——侯艺兵就是这样，用诚恳换来诚恳，用耐心嬴得了时间。
只有两个例外，使侯艺兵没有成为百分之百的成功者。中国人民大学一位教授因为侯艺兵没有单位介绍信，到今天也没有让小个子给他拍照片；而北大历史系的田余庆教授，在对侯艺兵的工作表示了充分的理解和敬意之后，仍然坚持自己不在媒体公开露面的原则，婉辞了摄影者无数次的恳求。
1990年，侯艺兵从天津工艺美术学院摄影系毕业，毕业作品展就是十名科学家肖像。此时，他就萌生为科学家拍照的想法，后来的一件事又让他受到了强烈的震动：中国的“两弹元勋”邓稼先逝世以后，人们才发现竟找不到一张照片做这位科学家追悼会上的遗照，最后只得在邓稼先的档案里找到一张六十年代的标准照来将就，而这张照片由于年代久远难以反映邓稼先的音容笑貌和精神风采。当时具体经办这件事的就是侯艺兵。
最初，侯艺兵的计划是用两年时间拍摄一百位中国院士。1991年4月，他采访的第42位院士是著名物理学家、“两弹一星”元勋钱三强。在采访中，钱三强突然问侯艺兵，你这一百名院士是根据什么选择的？——侯艺兵一时说不上话来。钱三强接着说，小侯你现在所做的工作当然很有意义，但是，你没有资格去挑选院士。要拍，就把1955年、1980年当选的三百位院士一个不落地都拍下来。钱老还叮嘱道，许多院士年事已高，“现在不抓紧拍，将来就拍不到了！”
钱三强的话如醍醐灌顶，让侯艺兵惊省，使他猛然间意识到他手中的照相机的份量，使他意识到他“不仅仅是在搞创作，而是在记录历史”。侯艺兵的计划自此全盘改变，一个激动人心的工作就此真正开始。钱三强的话也成为日后侯艺兵拍摄学者的最初的历史动因。从那时起，侯艺兵就把镜头开始对准“学者”。1995年，《院士风采》出版后，他就集中展开了对中国老一辈人文、社科学者的抢救性的大规模采访。在这样一个喧嚣的世纪之末，历史好像在偶然之间，挑选了一个受过专业训练、为人朴实诚笃的小个子来做这项注定要有人做的工作。今天，当读者展阅这沉甸甸的《世纪学人》，还有《院士风采》和《中国工程院院士》时，有谁会认为当初的这个人选不是最恰当的呢？
说来让人吃惊，侯艺兵十年来拍摄六百多位院士和三百位学者，拍出了那么多好照片，用的却是两架二手的旧相机。他说，毛主席说得好，武器是重要因素，但不是决定因素，决定因素还是人。
侯艺兵真的当过兵，还当过半年文艺兵。他1970年入伍，在山西服役，1977年复员时，用复员费买了第一台照相机。在他摄影生涯的前十年，他镜头中的题材颇为广泛，人物、建筑、自然风景、民族风情还有新闻纪实，都有所涉猎。1987年，他拍的李敏的一组题为“领袖的女儿”的照片获第七届全国新闻摄影展铜牌奖，1989年获第十四届国际新闻摄影展铜牌奖。1989年，他在云南拍到当年的第一组吸毒者的照片，1998年，这组照片第一次公开展出。
1990年，侯艺兵花900元买了一部二手的德国禄莱福莱相机，一直用到1997年拍了数百位院士，完成了历史使命，被主人用18，000元买的一部二手的日本宾德相机取代。一位相机收藏家从报纸上知道了那部禄莱福莱的光荣履历，出相当于一部新相机的价钱买走了它。后来侯艺兵又舍不得了，从人家手里又把老朋友赎了回来。
侯艺兵个子虽小，可拍照时抓相机抓得真牢，他的手就像铁钳子一般孔武有力，相机在他手中就如同架在三脚架上，纹丝不动。侯艺兵采访有几条原则，用自然光，不干涉采访对象，而且，从来不与采访对象合影。值得一提的是，侯艺兵接受公家的任务，采访工程院院士时，用的也是这两部他个人的相机。这两部都不是全自动的，外面的漆都已经磨光了。像主人一样，它们朴实无华，却功勋卓著。随着时间的推移，摄影家的内心发生了巨大变化，早已放弃了当初的创作初衷。“过去我搞‘艺术’，用摄影的眼光挑选采访对象，而现在只想尽力去做一个时间的记录者，如实记下生命的某个瞬间，留住一些人生的足迹，这不只是感情的寻找，也是历史的需要。”侯艺兵说，他经常感到，时间就像老祖母慈祥的目光一样和蔼。
在妻子和朋友们的眼里，今年已四十好几的侯艺兵干脆就是个没有家的人，有家有口的，谁能像他这样一天到晚满世界乱跑呢？侯艺兵说，有几个搞摄影这行的朋友，最后家都散了，而他有个理解、支持他的家，一个幸福的家。
这些年，侯艺兵把全家都发动起来帮助他，他的事成了全家的事。妻子于亚娜在图书馆工作，她不但照顾孩子，承担了全部家务，还为侯艺兵整理他根本没有时间整理的数以千计的图片资料，帮助他校对书稿。她给了他精神上最大的支持，却从来不参加他与朋友们的聚会。十年前，儿子还在上幼儿园，后来上小学了，就用电脑为父亲打印文稿，存储文件；可今年，眼下那一米七的小伙子正天天忙着复习功课，准备“中考”呢！——时光让老者增寿，让少年在成长。
2000年7月，罗继祖教授来信给侯艺兵，说“我们相识四年，我已年近九旬，尚未见到你的影集出版，你不守信用！”面对此问，摄影者无言以对。他想起1996年1月，他与责任编辑刘瑞琳在北京302路公共汽车上商量这本书的情景。他心里最清楚，出版社方面为出版这本书所做的大量工作和所承受的压力。他对出版社不改初衷，坚持弘扬文化的立场，一直心存感激。
值得一提的是，《世纪学人》中所用学者的照片和手迹，全部得到了学者本人的授权，学者的生平、成就的记述也都得到学者本人的审阅，在侵权编书、劣质出版相当普遍的今天，这同样是难能可贵的。侯艺兵和出版社为此也花费了大量的时间。
侯艺兵近年来在《光明日报》、《科学时报》、《中国文化报》、《深圳特区报》、《河南日报》、《人物》杂志等多家报刊上开设专栏，将院士和学者的风采展现在公众面前。他拍摄的院士照片被中国照片档案馆征集，两本院士的大型摄影集被中国革命博物馆、中国科技馆等有关部门收藏。他工作的意义也为越来越多的人所认识和了解，《科学时报》、《文化时报》等媒体报道了他采访院士的事迹。
因为妻子做了大量工作，侯艺兵在把《世纪学人》书稿交给出版社的时候，署上了他们夫妇两人的名字。可是就在这书临付印前，于亚娜坚决要求把自己的名字去掉，她对侯艺兵说，那是你自己一个人的事。
目前，侯艺兵又受命与另两位摄影师拍摄新当选的院士。他现在还是风尘仆仆，成天带着他的老相机跑来跑去。他说，现在条件好多了，出差可以买卧铺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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