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8年辽宁人民出版社出版《红镜头》，引领了“镜头热”，做成“红系列丛书”的计划只推行了一本《红摇篮》，很快被“镜头热”冲淡了。中央文献出版社推出的《我的父亲邓小平——“文革”岁月》，引起了强烈的社会反响；四川人民出版社的“读懂领袖丛书”，辽宁人民出版社的“父辈丛书”、“记忆丛书”等，分别从不同的角度挖掘领袖题材。据了解，领袖著作在1999年第10届全国书市上开始初显山水，在韶山市新华书店设置了领袖著作分市，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邓小平等领袖著作及研究其思想的图书1500余种，其中有关毛泽东的图书就达900余种。
辽宁人民出版社自1995年底筹划“父辈丛书”，出版过程非常复杂，涉及联系领袖子女以及审读等诸多问题，写写停停。5年多来一共才出了7本，包括《我的父亲毛泽东》、《我的伯父周恩来》、《我的父亲刘少奇》、《我的父亲朱德》、《我的父亲任弼时》、《我的伯父彭德怀》、《我们的长辈王稼祥》，其中《我的父亲朱德》最早出版，发行6万多册，《我的父亲毛泽东》、《我的伯父周恩来》发行量也比较看好。还有《我的父亲陈毅》、《我的父亲刘伯承》、《我的姑父张闻天》仍在继续出版之中。
去年，辽人社在《父辈丛书》的基础上又推出“记忆丛书”，包括周恩来、刘少奇、邓小平、叶剑英，发行量均在2万册左右。该书责编之一张洪介绍说，这类书无论到什么时候都是一种精神财富。去年的“父辈丛书”销得好，从今年开始，领袖题材似乎又进入新的高潮。
四川人民出版社近几年出版领袖题材的图书已渐成规模。今年他们又推出了“读懂领袖丛书”，发行部主任袁正平介绍说，就是希望读者在了解领袖的生平、理论的同时，对他们的思想、经历或某一事件可能产生重大影响。“读懂领袖”不是阐释理论，而是从个人的经历，读懂人而不是理论。如何去理解这六大领袖，理解他们个人的经历和想法，就更容易理解他们的作为。这套书首印都是5000册，现在已经在重印，尤其是有关斯大林、毛泽东、邓小平的单行本图书旺销，带动了整套书的销售。
“领袖类图书市场不是很好，”袁正平认为，老百姓阅读习惯与前几年有区别，而且文化市场多元化，对图书冲击很大，出版社应该分析读者的消费心理和习惯。比如1994年出版了《领袖交往丛书》，包括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邓小平，销量都达好几万册。1995年出版“交往录系列”包括《元帅交往录》、《大将交往录》、《中将交往录》、《林彪1959以后》等，一般销量也在几万套左右。随后又出版了《共和国十大元帅》、“几大领袖在四川丛书”，但销售开始滑坡。但是作为出版社，他们强调倡导主旋律，抓住党的生日或重大事情，这也是义不容辞。比较客观地反映还历史的真实面目的图书是有价值的。如果单纯地追历史热点，最后会被框在一个圈子里。用这些东西引导市场也是误导。领袖书很容易给人教育的感觉，也有读者反映有些写得不精彩，在策划时还是要根据读者需要。市场有限，如果一味地重复，读者会反感。
曾经著有《红色三部曲》的叶永烈把领袖文学图书的写作比作“戴着脚镣的舞蹈”，需要字字都有来历。他说：“领袖是党的旗帜，领袖文学就是旗帜文学，而不是一般性的文字作品。领袖题材的图书多是好现象，人民关心党、关心国家，才会关心我们的领袖。领袖文学应该是很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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