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一些金庸的简历上看，他并没有史学方面的专著，对一名历史学博导来说，简直不可思议，但这一点并不影响他的自信，因为他的历史观念是在写武侠小说过程中思考形成的，在他的武侠小说中也得到了充分地体现和发挥。
金庸当年被北大授予名誉教授时，校方表彰的是“新闻学家”，舆论关注的是武侠小说家，而金庸在演讲中讲的却是“中国历史”，金庸将外族入侵与民族复兴联系起来，对中华民族各族一视同仁，称中国历史上七次大的危机，同时也是七次大的转机。他的这类观念在《天龙八部》《鹿鼎记》等多部小说中均有充分体现。据说他在西方某大学做此演讲时大获好评，金庸也自称那些教授们“觉得我的观点比较新”。对此，文学史家陈平原先生有过比较客观地评价（参见《文学史的形成与建构》第227页，广西教育出版社1999年3月版）：“……可在北大演讲时，则未见大的反响，主要原因是，关注种族冲突与文化融合，乃史学家陈寅恪一以贯之的学术思路，其入门及私淑弟子周一良、唐长孺以及众多再传弟子，对此均有很好的发挥。”因此，当金庸在演讲中希望将发挥在小说中的历史观写成“学术性文字”时，“未能博得满堂掌声”。
尽管如此，陈平原对金庸将其“中国历史观”在小说中的发挥仍持肯定态度。但从单纯的历史学上看，金庸本人和一些西洋教授觉得“比较新”的东西，在北大已是老传统了。因此陈平原认为“对金庸的史学修养，不应估价太高”。
现在看来，金庸对自己的历史观依然十分自信，他招博士生的目的，可能是以大师的姿态继续推行他的“史学思想”，而且可能想要“走向世界”。问题是，金先生在招学生阶段就处在了两难境地——水平低的他看不上，而真正拔尖的学子，谁愿投到一位尽管名气很大的非专业人士门下？
（河南省平顶山市平东邮电所杜中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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