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学英语

学英语是毛泽东读书生活的一个部分。我于1954年秋到毛泽东办公室担任他的国际问题秘书，前后有12个春秋。在这段时间里，我除了秘书工作外，大部分时间帮助他学习英语。从那以后，多年过去了，但毛泽东学习英语的生动情景，仍然历历在目。

毛泽东历来十分重视中国语言和外国语言的学习，并主张把学习本国语言和学习外国语言，学习现代汉语和学习古代汉语结合起来。

新中国建立以后，毛泽东多次提倡干部学习外语。1958年1月在《工作方法六十条》（草案）中，他建议在自愿的原则下，中央和省市的负责同志学一种外国文，争取在5年到10年的时间内达到中等程度。1959年庐山会议初期，他重申了这一建议。在70年代，他还提倡60岁以下的同志要学习英语。

毛泽东在延安时期自学过英语。但是，由于当时严酷的战争环境，他的学习受到很大限制。全国解放以后，有了较好的学习条件和环境，学习英语成为他的一种爱好。

1954年，我到他身边工作时，他已年逾花甲。他第一次同我在一起学英语是在同年的11月，在广州越秀山的游泳池畔。他在游泳后休息时，想读英语，便让我坐在他身边的藤椅上。

毛泽东那时熟悉的单词和短语还不很多，我们先从阅读英文版《人民中国》、《北京周报》杂志，新华社的英文新闻稿和英文参考的新闻、通讯、时事评论和政论文章入手，以后逐步学习《矛盾论》、《实践论》、《莫斯科会议宣言》的英译本。

《毛泽东选集》第四卷1960年出版以后，毛泽东特地给我写了一封信，要求阅读这一卷的英译本。他的信是这样写的：“林克同志：选集第四卷英译本，请即询问是否已经译好？如已译好，请即索取两本，一本给你，另一本交我，为盼！”1960年的“莫斯科会议声明”发表以后，12月17日，他又写了一信，说：“莫斯科声明英文译本出版了没有？请你找两本来，我准备和你对读一遍。”

此外，毛泽东还读过一些马列主义经典著作的英译本，如《共产党宣言》、《哥达纲领批判》、《政治经济学批判》以及一些讨论形式逻辑文章的英译本。

在学习马列主义经典著作英译本时，毛泽东曾经遇到过不少困难。因为这些经典著作英译本的文字比一般政论文章的英文要艰深些，生字也多些。但是，毛泽东不畏困难。1959年1月，一位外宾问他学习英文的情况时，他说：在一字一字地学。若问我问题，我勉强答得上几个字。我要订五年计划，再学五年英文，那时可以看点政治、经济、哲学方面的文章。现在学了一半，看书不容易，好像走路一样，到处碰石头，很麻烦。他对我也说过，他“决心学习，至死方休”。他还诙谐地说：“我活一天就要学习一天，尽可能多学一点，不然，见马克思的时候怎么办？”

毛泽东说话，湖南口音很重，有些英语单词发音不准。他就让我领读，他跟着读。有时，他自己再练习几遍，请我听他的发音是否合乎标准，并让我纠正他发音不准的地方，以便他掌握发音要领。遇有生疏的单词或短语，在我领读、解释字义和解释语法结构之后，他便用削得很尖的铅笔，在单词上注明音标，并在书页空白的地方，用密密麻麻的蝇头小字注明每个单词和短语多种不同的字义。在《共产党宣言》和《矛盾论》英译本上，他从第一页直到最后一页，都作了详细的注，直到晚年；每当他重读一遍时，就补注一次。只是，由于他年事已高，视力减退，已不能用蝇头小字，而是用苍劲的大字作注了。

学英语离不开字典。毛泽东身边经常放着两部字典，一部英汉字典，一部汉英字典，备他经常查阅。每次到外地视察工作时，也都带着字典。考虑到他的工作繁重，为了节省他的时间，对他未学过的单词，我常常事先代他查好字典。但是他往往还要亲自看看字典上的音标和注解。为了学习英语的需要，自1961年到1964年，他多次要过各种辞典和工具书，如《英华大辞典》（郑易里、曹成修主编）、《汉英字典》（美国出版）、《英汉字典》、《现代汉英辞典》（王云五校订，王学哲编辑，商务印书馆出版）、《中华汉英大辞典》、《综合英汉大辞典》增订本（商务印书馆1948年出版）、《汉英分类词汇手册》（北京外国语学院编）、《汉英时事用语辞汇》等。对当时收集到的汉英辞典，他都不满意，曾希望能出版一部好的汉英辞典。至今，毛泽东在中南海的住地仍然保存着他生前用过的《世界汉英字典》（盛谷人编，世界书局1935年出版）和《英汉四用辞典》（詹文浒主编，世界书局1939年出版）等。

毛泽东学习英语的重点，放在阅读政论文章和马列主义经典著作上。因为这些文章和著作的内容，他非常熟悉，学习时，可以把注意力放在句型变化和句子的结构以及英语词类的形式变化上。有些文章和经典著作，他学习过多遍。《矛盾论》的英译本他就先后学习过三遍，并在封皮的内页记下了三次阅读的时间：1956年5月10日开始读第一遍；1959年10月31日开始读第二遍；1961年10月9日开始读第三遍。他反复学习的目的，是为了加强记忆和加深理解。他对汉语的起源、语法、修辞都有深刻的了解，常常喜欢把英语同汉语的语法、修辞作比较，或者提出问题进行讨论。他说：“我学英语是为了研究语言，用英语同汉语来比较。如果有机会，我还想学点日文。”后来由于他工作实在太忙，学习日语的愿望未能实现。

毛泽东学英语，善于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时间。他常常说：“要让学习占领工作以外的时间。”这里的学习固然是指读书，但也包含积极休息的意思。他利用业余时间学英语，是他的一种特殊的休息。1959年1月，他接见巴西外宾说：学外文好，当作一种消遣，换换脑筋。

毛泽东经常在刚刚起床，在入睡之前，在饭前饭后，在爬山、散步中间休息时，以及游泳之后晒太阳时学英语，1955年11月，他在杭州休息时，游兴很高，接连攀登了南高峰、北高峰、玉皇顶、莫干山等处。在攀登途中，他常常要停下来略作歇息，这时往往坐下来学习英语。

50年代和60年代，是毛泽东学英语兴致最高的时候。他在国内巡视工作期间，无论在火车上，轮船上，随时都挤时间学英语。有时哪怕只有个把小时也要加以利用。1957年3月17日至20日，他先后在天津、济南、南京和上海的上千人或几千人的干部大会上作报告，讲人民内部矛盾问题。当时的工作很紧张，但在旅行中仍以学习英语为乐趣。

使人难忘的是，即使在飞机上的短暂时间或者出国访问期间，他学习英语的兴致丝毫不减。1957年3月19日11时至12时，由徐州飞往南京途中，他书写了元人萨都剌的《徐州怀古》词后，即学英语。3月20日13时至14时，由南京飞往上海途中，他的大部分时间也在学英语；这一年11月，他到苏联参加莫斯科会议，当时住在克里姆林宫。有时早上天色未明，他就让我同他一起学英语。在会议期间，他的英语学习没有中断过。

毛泽东在长时间的开会、工作或会见外宾之后，也常常以学英语作为一种调节。例如，1960年5月6日至10日，他在郑州连续会见非洲12国、拉丁美洲8国等四批外宾后，多次以学英语作为休息。同年5月27日，他在上海会见蒙哥马利，两人谈得很融洽，休息时又读了一会儿英语。

（摘自《老一代革命家的读书生活》，于俊道、张鹏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年5月出版，本文作者林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