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雄时代》中的史天雄和陆承伟，就是具备了新兴的、鲜明的时代特征的新人物。《英雄时代》的题记“我们命该遇到这样的时代”，在作品中几次出现，由不同的人物口中反复说出，正表现出作者对跨世纪之交中国现实的时代感和颖悟性。史天雄和陆承伟，还有王传志和陆承业，可以说都是“当代英雄”，是在中国经济和社会格局的新变化中应运而生、相互映衬的人物。如果说，中国人正在从“政治动物”转变为“经济动物”，这堪称为西平“四大天王”级的人物，就正是表现出这种转型期各种社会力量的组合分化、浮沉升降，政治权力与市场规则之间的调谐与摩擦、适应与交锋，以及体现在具体人物身上的种种矛盾纠葛、苦乐悲欣、生生死死、爱爱仇仇。
先从两个次要人物说起。陆承业和王传志，分别是两个大型国有企业红太阳集团和天宇集团的老总，在他们执掌权柄的时代，都有过轰轰烈烈、八面威风。不同的是，陆承业因为决策性的错误，导致红太阳集团的盛极而衰，濒于倒闭，他接受儿子陆明的全员推销计划，作最后的一搏，却一错再错，给企业雪上加霜，最终造成不可收拾的局面。天宇集团正在如日中天，王传志的问题却暴露出来，他把天宇经营成了家族式统治的独立王国，而且经不住陆承伟给他设的财色陷阱的诱惑，用企业巨资去炒作股票，在个人中饱私囊的同时让国有资产大量流失，折在“59岁现象”的关卡上。这两个国有企业巨无霸的先后倾覆，给人们以深刻的警示，国有企业改造，应该从哪里入手？占据国民经济主导地位的国有企业，如何迈过改制和扩张的大门槛？
正是在传统的国有企业老总、昔日炙手可热的明星人物陆承业和王传志黯然淡出的时候，史天雄和陆承伟闪亮登场，他们殊途而同归，成为改革开放以来日渐壮大、势头正旺的私有——民营经济的弄潮儿。
私营——民营经济的崛起，在当下中国是不争的事实。对于这些年来趁着经济大潮起起落落而成长起来的大大小小的老板们，应该怎样看待，对于私有经济和国有经济的关系应该如何处理，在社会上和知识界，都是有着不同的评价和争论的。是承认资本原始积累阶段所具有的混乱、非正义性的不可避免，鼓励私人投资，促进经济发展，还是将社会公正放在首位，要求保护社会底层民众的权利和利益，保留对于非法掠夺、权钱交易等丑恶行为的追诉权，这的确不是可以一言以蔽之的。
陆承伟的出现，让我们进一步体会到这种困难。他出身名门，父亲陆震天当过老红军，曾经是跻身政治局的高层要员，从他手下走出的省市级干部就有几十人，现在虽然退了下来，在政坛上仍然具有很大的影响力。陆承伟自己也并不是只知吃喝玩乐的纨绔子弟，他曾经留学美国学习经济，回到东方大陆，他投身商海，紧紧抓住几次大的机遇，运用各种关系和手段，抓住现行政策上的漏洞和空白，巧妙钻营，积累财富，到他登上西平的经济舞台，他已经是资产数亿元的大老板。而且，他那些在黑幕后面的交易，很难被抓得住，似乎也没有留下什么把柄，连父亲陆震天的暗中调查也没有发现他的明显劣迹。他玩弄手段调动关系，操纵股票市场，进行左手骗右手式的投机，通过给王传志行贿，将其现行收购的陆川县一批困难企业转手给天宇集团，自己捞得锅满钵满。不但是史天雄对他无可奈何，连陆震天也拿他没办法。令人啼笑皆非的是，作为现实的既得利益者，他公开地声称，他是共产党人的后代，是现行改革最坚决的“拥护者”，是防止苏东解体悲剧的“中坚力量”。刻画出陆承伟这样的在现实中已经成了气候、甚至举足轻重的、既不放弃政治保护色、又不择手段地吞食国有资产的私企经济巨头，是《英雄时代》的一大贡献。
正是因为陆承伟的存在，史天雄的出现就是必然的了。他富有远见卓识，意识到新兴的私营经济在未来岁月中至关重要的地位，意识到改变私营老板的政治素质对政权巩固的重要性，意识到要与陆承伟一类人争夺私营经济的霸主地位和领导权的重要性，“他从来都认为自己是一个负有重要使命的人。那么，在今天，这种使命将以何种形式得以体现呢？毋庸讳言，私有经济已经逐渐成为国有经济的重要竞争对手了。可是，这些年，有谁特别关心过那些私营业主们的信仰问题？又有谁统计过从事私营经济的人们，有多少是得逐利风气之先的人，有多少是比较之后的理性选择，又有多少是逼上梁山？”因此，一旦感到自己在政府部门中已经难以发挥作用，一旦觉察到自己可以在私营经济中探索新的方向，担负新的使命，史天雄就断然辞职，放弃了国家部委副司长的职务，甚至冒着失去陆震天庇护的危险而结束与陆小艺的婚姻，远行西平，去充当一家规模有限的私营企业“都得利”超市的总经理，以一种与陆承伟这样的私营老板迥然不同的方式，在私营企业的领域里树立理想、信念和精神的旗帜，同时，又抱有把“都得利”经营发展成为中国的“沃尔玛”——一家在世界500强中名列前茅的大型连锁超市的勃勃雄心。论实力，论计谋，论关系，史天雄都不是陆承伟势均力敌的对手（失去道德约束的陆承伟可以无所不用其极，史天雄还击的能力却非常有限），但是，他终于依靠自己的信念与合作者金月兰、杨世光等人的戮力同心，顶住了陆承伟先是企图压垮、后来又想吞并“都得利”的阴谋，尽管困难重重，却终于站住了脚跟，并且在与国有商场联盟的竞争和决战中证明了自己的力量。
或许，故事的结局有些令人失望。陆承伟这样奸诈的人物，作者没有让他脸谱化，没有让他彻底烂掉，却让他在爱情选择中保留了一块净土，还演了一幕聂赫留朵夫式的“忏悔的贵族”的喜剧（闹剧？）；史天雄呢，接受部党组的任命，接任合并后的天宇集团与红太阳集团的掌舵人，为打造中国企业界的航空母舰而受命于危难之时，不得不退出“都得利”，中止了他在私营企业中的积极探索。可以为作家作辩解的是，既然像陆承伟这样有权势背景的许多老板仍然活跃在社会生活中，而没有被清算，那就不必勉为其难地设想出廉价的公理胜利、末日审判的结局；既然史天雄的投入并不能够改变私营企业的整体格局，他对有关问题的思考和行动能够引起人们的思索，也就足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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