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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江西教育出版社出版了王元先生的《华罗庚》修订本。这是一本国内不多见的数学家写数学家的书。该书记述了华罗庚不平凡的经历，可贵的是，王元先生不仅以数学家特有的眼光向我们描述了数学世界的无限之美，而且深刻地揭示了科学交流的重要意义：交流是科学研究的生命线！
回顾科学发展的历史，科学交流不仅存在于科学在几个世纪的非体制化的发展过程之中，也存在于科学的体制化过程之中。它贯穿于科研活动的整个过程。科学交流给予科学家的是雨露与阳光。失去了它，科学家将失去新的思想，从而失去激荡内心的精神源泉了它，科学也将失去生命力，成为故纸堆中的游戏，从而失去美的魅力。
华罗庚的科学历程充分地展示了这一科学世界的图景。中国数学界发现华罗庚，即是从华罗庚在《科学》杂志上发表的题为“苏家驹之代数的五次方程式解法不能成立之理由”论文开始的。这篇论文引起了清华大学熊庆来、杨武之等教授的重视。然而，这时华罗庚只是一个不为中国数学界所知的初中毕业生。正因为此，熊庆来等人为其所具有的数学水平备感惊异，而且对他倍加珍爱。交流为华罗庚提供了展现自己的舞台，也使数学界发现了他的数学才能。他被引进科学的殿堂。这就是科学交流的功能与魅力！
华罗庚在清华大学的经历创造着“奇迹”：从清华大学的“半时助理”破格聘为大学教员，从教员破格为数学教授，1948年，他被选为中央研究院院士。这是中国科学界的最高荣誉。华罗庚创造的“奇迹”得益于他特有的数学头脑，得益于他受数学之美的激励所激发的奋发精神，更重要的是，得益于他与中国和国际数学界一流学者的交流环境。这是一段他在数学世界里尽情游弋的美好时光。思想的碰撞使他不失时机地捕捉着数学的前沿问题，碰撞的火花灼热着他永远追求数学之美的心。华罗庚走向成熟，他继承高斯、希尔伯特与哈代等的观点，形成自己的数学信念：“新的数学方法与观念，常常比解决数学问题本身更重要，因为它们有更普遍的作用与意义，并能将数学引向深入发展。”在实践中，他形成了自己的研究风格：当弄清楚问题的准确提法后，即用尽量简单初等的方法处理之。这就是他的“直接方法”，他抓住了简单即美的真谛，他走入了国际一流数学家的行列。
华罗庚就是这样曾经在纯粹数学世界自由遨游，享受着数学给予他的优美与惬意。然而，与伴随着内忧外患国家环境成长起来的这代科学家一样，在他的内心，国家的荣誉是一份挥之不去的沉重。正是怀着这份沉重，华罗庚伴着抗战的炮火从国外回到祖国，他和许多数学家一道，和着隆隆的炮声继续探讨数学问题，以至经历了一次险被活埋的事件。正是怀着这份沉重，他解决了兵工署长俞大维请教过外国许多专家都无答复的密电码破释难题。正是怀着这份沉重，1946年访苏时，才使他对苏联科学家传播数学给一般人民的精神与作法怦然心动。也正是怀着这份沉重，他满怀着无比激动的心情投身于新中国的科学事业。
新中国给予了华罗庚实现自己在访苏时开始酝酿的未来中国数学研究模式及发展中国数学蓝图抱负的美丽前景。他在继续纯数学研究的同时，致力于数学的应用，并且将相当多的精力投入到培养数学人才和向公众传播数学的事业之中。他的努力获得相当的成功，从而赢得了很高社会声望。党和国家给予了他很高的荣誉。正因为他对于数学的非凡贡献，在他逝世的时候，许多国家的政要和科学家对他给予深情的悼念，党和国家的重要领导人和社会各界名流参加了他的追悼会。但是，在华罗庚的经历中，政治的干预也曾使华罗庚陷入苦闷与彷徨。西方国家对于中国的全面封锁逐渐阻断了中国科学家与国际同行的有益交流。失去了与国际一流同行思想碰撞的机会，这对于科学家来讲是痛苦的。再者，历经一次次政治运动与政治批判，严峻的政治环境也使人的选择变得畸形。在文革中被剥夺研究的权力，对于科学家来讲，就更加残酷了。在斗争的环境下，良好的学术风气不复存在，科学之花也必然枯萎。理解这一点，我们才能对于文革之后科学家那样深情地和以全身心的气力欢呼“科学的春天”给予深深的理解。
为此，我想回味华罗庚1946年曾讲的颇有远见的一段话是有意义的。他说：“如果有那么一大，我的梦想实现了，中国真正开始和平建设，我想科学绝不是太次要的问题，我们绝不能等待着真正需要科学的时候再开始研究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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