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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民族沿用汉字已有几千年的历史。随着电子时代和信息时代的到来，人们越来越关注汉字的改革。50年代中期，曾有一次关于汉字改革的方向、道路和方案的论争，产生了《汉字简化方案》和《汉语拼音方案》等成果。从70年代末起，国人对汉字发展的前途、汉字改革的有关问题展开了更为广泛深入的探究，取得了更丰富的成果。它对汉字更好地适应中华民族文化的发展，促进汉字进一步走向世界，有着深远的影响。 下文摘自《大论争———建国以来重要论争实录》，刘勇、高化民主编，珠海出版社2001年4月出版。
回顾本世纪文字改革的历史，第一次关于汉字问题的论争，是在“五四”前后、白话文与文言文之争的背景下展开的。这场争论以白话文的胜利而告终，随之而来的是推行“国语”，创制和完善汉字的表音系统。第二次论争发生在30年代，是在大众语论争和拉丁化新文字运动的背景下展开的。这场论争导致了最初在国统区、其后在根据地进行的大规模的群众性的汉语拉丁化实验。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的50年代，在全面开展文字改革的背景下发生了第三次论争。
建国后，文字改革作为社会主义文化事业的一部分，列入了国家的议事日程。1949年10月，新中国第一个全国性文字改革组织———中国文字改革协会诞生，它把研究拼音文字作为主要任务。1952年2月，新中国第一个主管文字改革工作的国家研究机构———中国文字改革研究委员会成立。其主要任务是：研究并提出中国文字拼音化的方案；整理汉字并提出其简化方案。1953年10月，设立中共中央文字问题委员会，指导文改工作，1954年10月，设立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为国务院直属机构。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以文字改革命名的政府机构。
1955年10月，教育部和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联合召开了全国文字改革会议。文改会主任吴玉章在会议上作了《文字必须在一定条件下加以改革》的报告，报告中正式提出了文字改革的方针和任务。他说：“我国人民已经有了文字改革的明确的方向和目标。毛主席在1951年指示我们：‘文字必须改革，要走世界文字共同的拼音方向。’毛主席又指示我们，汉字的拼音化需要做许多准备工作；在实行拼音化以前，必须简化汉字，以利目前的应用，同时积极进行各项准备，这是文字改革的正确方针。”
1956年1月27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文字改革工作问题的指示》，《指示》提出的文字改革的方针是：“汉字必须改革，汉字改革要走世界共同的拼音方向，而在实现拼音化以前，必须简化汉字，以利目前的应用，同时积极进行拼音化的各项工作。”从此中国文字改革工作进入全面开展阶段。
汉字树大根深，基础牢固。汉字的改革是一件大事，它涉及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牵连着几千年的文化传统和未来文化的发展。面对这件关系千秋万代的大事，在研究和制定《汉字简化方案》和《汉语拼音方案》的过程中，有关专家学者及有识之士纷纷发表自己的见解，展开了关于汉字改革问题的论争。
汉字改革应该走拼音方向，这只是解决了方向问题。在这个前提之下还有一个走怎样的拼音道路问题，这是方案问题。方案之争的焦点首先集中在采用什么样的符号上，也就是字母形式的问题。清末以来改革汉字的方案层出不穷，符号也各有特色。主要有速记式、笔画式、拉丁字母式几种。处于竞争核心的是汉字式的笔画符号和国际通用的拉丁字母符号。
汉语拼音方案的设计是文字改革的中心工作，1949年末中国文字改革协会在北京成立后，便着手进行汉语拼音方案的研究。1952年2月，中国文字改革研究委员会成立后，制定拼音方案的工作正式提上日程，在中国文字改革研究委员会内设立了拼音方案组。
周有光在《〈汉语拼音方案〉的制定过程》一文中回忆说：“上海解放后不久，我回到上海，在复旦大学经济研究所任教，业余参加倪海曙主持的上海新文字研究会。大约在1952年略早，倪海曙告诉我，毛主席到苏联问斯大林，中国的文字改革应当怎么办；斯大林说，中国是一个大国，可以有自己的字母。毛主席回到北京，指示中国文字改革研究委员会研究制定民族形式的拼音方案。”
从1952年初到1954年底，中国文字改革研究委员会主持试制民族形式即汉字笔画式拼音文字方案的工作，但一直没能取得圆满的结果。叶籁士回忆说：
文改研究委员会曾经用了整整三年时间集中大部分力量研究、拟定过多种民族形式的方案，毛泽东同志看了都不满意。他要求民族形式的拼音字母要比注音字母更简单。在这段时间里，毛泽东同志研究了世界上各种字母产生和发展的历史。最后，他说民族形式字母不要搞了，还是采用拉丁字母。他说拉丁字母是世界最通行的字母，也比俄文字母和其他字母好看。多数国家所用的字母都不是本民族发明的。1956年1月，中央召开知识分子问题会议。文改会主任吴玉章同志在会上作了关于文字改革的发言。后来毛泽东同志讲话，讲话中开头一段是这样说的： “会上吴玉章同志讲到提倡文字改革，我很赞成。在将来采用拉丁字母，你们赞成不赞成呀？我看，在广大群众里头，问题不大。在知识分子里头，有些问题，中国怎么能用外国字母呢？但是，看起来还是以采用这种外国字母比较好。吴玉章同志在这方面说得很有理由，因为这种字母很少，只有20几个，向一面写，简单明了。我们汉字在这方面实在比不上，比不上就比不上，不要以为汉字那么好。有几位教授跟我讲，汉字是世界万国最好的一种文字，改革不得。假使拉丁字母是中国人发明的，大概就没有问题了。问题就出在外国人发明，中国人学习。但是外国人发明，中国人学习的事情是早已有之的，例如，阿拉伯数字，我们不是久已通用了吗？拉丁字母出在罗马那个地方，为世界大多数国家所采用，我们用一下，是否就大有卖国嫌疑呢？我看不见得。凡是外国的好东西，对我们有用的东西，我们就是要学，就是要统统拿过来，并且加以消化，变成自己的东西，我们中国历史上汉朝就是这么做的，唐朝也是这么做的。汉朝和唐朝，都是我国历史上很有名、很强盛的朝代。他们不怕吸收外国的东西，有好东西就欢迎。只要态度和方法正确，学习外国的好东西。对自己是大有好处的。”
毛泽东的这种转变，为汉语拼音字母形式的选用重定了基调，使得在几年中反复争论而举棋不定的字母形式问题终于有了结论。周恩来总理在会议总结发言中，代表中共中央表明：“拼音方案采用拉丁字母。”1956年1月27日，中共中央作出正式的文字批示：“中央认为，汉语拼音方案采用拉丁字母比较适宜。”从此汉语拼音方案的研制从以汉字笔画式字母为主到各种形式方案的全面摸索，最后转向采用拉丁字母阶段，加快了制定、公布方案的步伐。
1956年2月12日，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公布了《汉语拼音方案（草案）》，公开征求意见。
在中国文字改革研究委员会拼音方案组对民族形式问题进行讨论和研制汉语拼音方案的同时，社会上不少热心文字改革的人也在潜心探索研究，试图通过自己的努力，拟制出一套更完善的汉语拼音方案。到1955年8月为止，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共收到各界人士提交的汉语拼音方案655种，国内外群众来信4000多件。群众意见来路广，创议多，反应十分热烈。
从讨论以及来信的内容来看，大多数人热烈支持汉语拼音化并且同意采用拉丁字母作为汉语拼音的工具，认为这是中国人民的一大喜事。他们盼望拼音方案早日公布，及早推行。当然也有许多不同意见，主要是在是否采用拉丁字母这一原则问题上存在分歧。
分歧之一是：主张采用音节文字。
金东生在《拉丁字母的缺点》一文中指出：分散性是拉丁字母最大的缺点，是无可救药的。拉丁字母拼写汉语音节其形状是分散的，不能一看即知是哪几个字母组成一个音节。拉丁字母复杂，包括：拼写方法的复杂，省略方法的复杂，字体的多样化，词儿连写方法的多样化，字母本身笔画复杂等。要解决汉字的困难而又避免拉丁化的缺陷，唯一的途径就是采用音节文字（共用408个音节字母）。
分歧之二是：主张采用俄文字母，全盘“斯拉夫化”。
林祥伯从当时我国和苏联的关系出发，认为汉语拼音应采用俄文字母，以利中苏文化交流。
陈出新认为俄语字母比拉丁字母简洁丰富，足以描述汉语。
王敬骝认为在选择汉语拼音文字的字母时，应该考虑到它在为少数民族创立、改进和改革文字中的作用和意义。
为了解决没有拉丁字母来代表普通话的音位的矛盾，有人提议采用一些斯拉夫字母。考虑到上述这两个因素就不如干脆不用拉丁字母，而全盘采用斯拉夫字母。
分歧之三是：主张采用民族形式的拼音文字。
康郎说，我主张民族形式的拼音文字。民族形式也就是本民族固有的、习惯了的形式。根据现有汉字来制定方案不等于硬搬方块汉字，而是一个研究创造的过程。即是从现有汉字中取其精美的部分，或加以简化，加以改造来制定方案。
程刚认为，拼音文字没有群众基础，学习与使用要发生很多困难与问题，建议在现行汉字的基础上实行文字改革。
林起认为，拉丁字母是欧洲的文字，对于我国来说采用它是和民族历史悠久的文化不合适的。拉丁文字最大的缺点是书写起来太长太费时间，笔画也不是很清楚。因此他主张创造汉字笔画的新字母。
于飞认为，我国文字改革最好根据汉字的结构形式制定结构式的拼音新文字。结构式拼音文字是以几个音素符号结构成文字的单位符号，再以单位符号组成词，积词成句。结构式拼音文字读起来比音素化拼音文字快，少耗眼力脑力。使用结构式拼音文字可以发扬我国民族文化遗产的优点，更有力地树立民族自尊心和自信心。它最适合应用现代科学技术，是文字向前发展的方向。
工人张家裕说“简化汉字比拼音文字更方便”。
此外，在草案的技术方面还提出了一些意见。
根据各界的意见，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拼音方案委员会在1956年4月到1957年10月期间，召开了十次会议，讨论和修订《汉语拼音方案（草案）》。以后又经过广泛的讨论和审核修订。在1958年1、2月间召开的一届人大五次会议上，正式批准了《汉语拼音方案》。从此汉语拼音逐渐成为我国人民必不可少的语文工具。
1958年1月，周恩来在《当前文字改革的任务》的报告中提出，当前文字改革的三项任务是：简化汉字，推广普通话，制定和推行汉语拼音方案。关于汉字的前途，周恩来说：“它是不是千秋万岁永远不变呢？还是要变呢？它是向着汉字自己的形体变化呢？还是被拼音文字代替呢？它是为拉丁字母式的拼音文字所代替，还是为另一种形式的拼音文字所代替呢？这个问题我们现在还不忙做出结论。”“大家有不同的意见，可以争鸣，我在这里不打算多谈，因为这不属于当前文字改革的范围。”
从前面引用的毛泽东的指示和这段周恩来的报告中，可以看出他们的意见并不完全相同。关于拼音化的方向，毛泽东持完全肯定的态度。他认为简化汉字是为了目前的应用，推广普通话、制定并推行汉语拼音方案是为实现拼音化作准备。周恩来则认为对汉字的前途不忙作结论，当前文字改革的任务就是要解决现实的语文问题。根据毛泽东的指示，结合周恩来的意见，就形成了中国文字改革分两步走的构想：第一步完成当前文字改革的三项任务，第二步实现拼音化。在1986年全国语言文字工作会议之前，一直实行的是这个方针。
50年代这场关于汉字改革的论争的结果是：一，努力创造一个统一民族语的环境，即推广普通话；二，改善汉语这个交际工具，即公布规范化的简化字；三，制定汉字的标音系统，即《汉语拼音方案》。后来有人在总结文字改革工作时，在充分肯定其成就的前提下，指出其缺点是：
（1）实现汉语拼音化本来是个复杂的学术问题，可是过去在相当的程度上被当成了政治问题。毛泽东提出的走拼音化道路的观点不容讨论，这就窒息了学术的研究。这样做表面看是舆论一律，而实际上要不要实现拼音化的问题并没有解决。（2）受了走拼音化道路的影响，对三项任务的认识有片面的地方。比如，简化汉字被看成是实现拼音化之前的权宜之计，只是“以利目前应用”，而没有当成关系到十几亿人口和子孙后代的百年的大计，致使有的问题考虑不周。（3）对文字改革的长期性艰巨性认识不足，工作中有时急于求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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