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江户时代的大作家井原西鹤写的一篇故事，名字叫《金锅存念》，取故事结尾老人给商人留了口金锅做纪念之意。虽然西鹤将老人写成见于日本佛教典籍《元亨释书》中的生马仙人，结尾又给商人加了一段颇有和歌意境的梦幻描写，但是熟悉志怪小说的人一眼就看得出来，这是根据《续齐谐记》里的“阳羡书生”改写的，同类作品还有《灵鬼志》当中的“外国道人”而它们又都出于佛典《譬喻经》。钱钟书把这类故事称之为“鹅笼意境”，比西人说的“连锁单相思”更富有诗意。
佛典中原没有鹅笼，只有吐纳的奇想。这个构思到了中国，变成了鹅笼意境，带上了明显的中国特色。那么这中国特色是什么？鹅笼意境妙在那里？我国有学者指出，它已不像《譬喻经》那样单纯地以炫耀口中吐物吐人的法术为意，而发展到以幻中出幻的形式揭示人的感情世界的隐秘。
作为第三国的日本的现代学者怎么读解，倒也是一个“跨文化”的问题。
林田慎之助不赞成把它当作志怪故事的一个类型，他说故事中男人吐出女人，女人吐出男人的趣味在于其中充满冷静的恶意。看来相爱相伴的一对男女，心底却都潜藏着恶魔，背叛的恶意设置为男女关系的一个主题。佛经故事的焦点是戒女色，而志怪故事则把焦点转为对人一般存在的恶意的认识上来。他还举出《搜神记》中女子背叛蒋侯神的故事为例作为证据（《魏晋六朝志怪小说的女性形象》，载于《在中国文学的底流》，创文社）。这可以称之为“性恶说”。
井波律子则认为，这个故事不可思议的魅力，在于故事分明采用了“套匣子”结构。打开一个匣子，里面还有一个匣子，可以进行缩小“再生产”，而这正与推理小说相通。侦探揭开一个谜，谜中还有谜。背叛呼唤着背叛，一种带有幽默幻想的微型宇宙，一瞬间映出人类社会，映出人们心中寓藏的秘密。这个故事类同于壶中天的微型宇宙（《阳羡鹅笼》，《壶中天的微型宇宙》，载于《中国出世者》，筑摩书房）。这可以称为“套匣说”。
武田雅哉辛辣地说，把这个故事理解为对人性的看法、讽刺精神什么的等于“发傻”。他认为这个故事虽然有外来思想的影响，但这种空间游戏，带有中国人故事的强烈性质。书生进了鹅笼，鹅笼不见大，书生也不见小，这是不能用镜头来表现的。中国人编缀讲述这样的故事，若无其事地游弋于惟有语言创造的形象空间，他们会往来于只能用语言测量的时空的狭路，暗自往返于其中。在这样的世界中，时空可以自然伸缩。这是一个看来非尝试的、不合情理的故事世界。他说，中国人不慌不忙、不动声色地驱使着语言，以面不改色的神情，静静地编织着不合情理的世界。他把这称为“桃源乡结构”（《桃源乡的机械学》，作品社）。
驹田信二则早有一说。他说，井原西鹤《金锅存念》是老人吐出少女，少女吐出少年，而《阳羡书生》则是书生吐出女子，女子吐出男子，男子再吐出女子，这里有“三”与“四”的不同。《阳羡书生》的“四”暗示着无限，这种无限反复是与中国人“对”的思考相联系的。男女相对为阴阳，阴阳的转换又是无限的，对立的阴阳以同等比重来看待而且永无终结，在对立的阳或阴之中再看出阴与阳的“对”，而且其中的阳或阴里还能看出“对”来。所以他认为，存在着“对”的思考的中国文学，在写好人的时候，没有割舍好人“内藏的恶”，在写坏人的时候，也不丢掉坏人“内藏的善”（《对的思想》，载于《对的思想———中国文学与日本文学》，岩波书店）。这可以称为“对的思想说”。
在感受现代日本文化之前，我会对这些看法以为然或不以为然就打住；而在观察了各种文化现象之后，就自然想到它们的预想读者是什么人。因为那些读者的好恶，有时会是一根指针，告诉我们作者要把我们引向何方。
那些读者，首先就是现代欧美文化、以及深受其影响的现代日本文化熏染与培育出来的人们。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欧美文化占尽风光，中国文化研究不胜寂寥。对一般年轻人来说，欧美文化是春来的南风：看的是美国电影，听的是英文歌，连口语中也接二连三冒出来的是日语腔的英语词儿（所谓和制英语）；中国文化是远飞的大雁：汉字能力不断降低，日语中源于汉语成语的词汇懂得的人越来越少，那些在明治时代一般知识分子挂在嘴边的典故名句，已经变成了电视台知识竞赛中最具杀伤力的难题。这在驹田信二写上述文章的20世纪60年代更是如此。驹田信二痛感明治维新以来日本文学吸收了西方文学，却丢掉了中国文学，他要做的，就是说明日本文学丢掉了中国文学，也就丢掉了“对的思考”。为了给日本文学“纠偏”，驹田信二不倦地写作，曾对人说，我要写下去，就这样写到死也心甘情愿。
那些读者，还是深受现代通俗娱乐文化包围的人们。漫画、电视、游戏机深入到每个人的生活。日本推理文学之盛，正与中国武侠文学相伯仲。推理侦探小说层出不穷，电视台轮番播出含有推理侦破内容的电视剧，让你每晚一打开电视，八成能看到一个发生在风景名胜的“连续杀人事件”。它们都是把结怨复仇、纯情乱伦、错杀胡断、灭口销赃、阴错阳差乃至奇风异俗搅成乱麻让观众去解。这些固然让疲累的现代人松弛紧张的神经，同时却也让他们只沉浸于花样翻新的智力游戏，鉴赏水平在一个高度上震颤。鹅笼故事的“套匣子结构说”，用语言创造不能用镜头反映的世界等说法，都是学者试图用现代娱乐文化的理论去说明古代文化的一种尝试，它们让看惯了漫画与电视的人看到，流逝的过去也包含着今天的道理。
近年日本“人学”（探明人的本质的学问。这里的“人”，就是日语的“人间”，有人世、人类、人格等多重含义）的时兴，有多种原因。对人本身、人的心理、健康的关心，使人学热门起来。原因还有一个，恐怕就是对恼人的人际关系心怀疑惧这种现代流行病需要诊治。用中国文学来谈人学也就有板有眼。在今天的日本文学中，那种充满理想色彩的忠贞不渝的爱情似乎越来越陌生，对各种越轨之举已见怪不怪，宽容大度也近乎大而无边。与以往相比，传统悲剧中造成有情人难成眷属的家族、信仰、地位的鸿沟以及既有夫妻关系等壁垒，都显得那样不堪一击，以至于有人感叹：莫不是已经进入无法编出爱情悲剧去打动现代人的时代？看多了现实中相互背叛的故事，就不难从鹅笼故事中读出男女各自怀有的叛离之心。鹅笼故事的“性恶说”，恰恰有着生死相守型爱情的失落和爱情悲剧退隐的潜台词。
上面只讲了鹅笼四说，或许还有五说六说。不管有多少说法，都是现代人眼中的鹅笼。现代文化启示人们去发现古典，同时也规制对古典的发现。这大概就是海外汉学的研究要与海外文化与海外学术史研究结合的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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