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文以谢灵运之死为结穴，大谈谢灵运之狂与诗人被杀的关系，“凡有点真才实学的文人，都少不了程度不同的狂，但谢客（谢灵运小名客儿）的狂，太厉害，太过分，最后，付出砍头的代价”；李文进一步追溯到谢灵运迫切的参政意识，从他投身于刘宋政权的皇位之争，引申到中国文人的政治情结，而痛加鞭笞。
“池塘春草谢家生，一语清新万古真”。既是东晋贵胄巨族谢玄之孙，又是中国山水诗的开创者，焉能不狂？没有狂放不羁，我行我素，怎能突破旧有的窠臼，开创南北朝诗歌的新局面？说谢灵运因狂而死，不知如何衡量这种狂的程度，如何把握这种狂的分寸；想要既保持文人墨客的狂狷之气，又能够圆滑老辣，进退裕如，逃避杀身之祸，个中奥秘，何人能言之？西人有言，诗人都是脆弱的天才，是需要特别地加以爱护的，可惜在中国历史上摧残天才的罪恶时代是太多太多，让诗人纵情尽兴的日子太少太少了。
还有，对于谢灵运，祖辈的宏大事业是现成的榜样，为了追求建功立业，积极参政，恐怕也不是该死的罪名。谢灵运与庐陵王刘义真交好，自然有他的政治上的考虑，同时也不排除那种惺惺相惜志趣相投的禀性，如李文所引《资治通鉴》语，刘义真“警悟爱文义，而性轻易”，这和谢灵运的性格多么相似！若说谢灵运在政治上有一定的抱负，“自谓才能宜参权要，常怀愤邑”，因而陷入当时的权力斗争的漩涡，并且因刘义真的被黜受到牵连，这也只是其审时度势的误察误断，而没有皇位上的正统与逆谋、正义与邪恶的分野，大可不必像李文一样，站在刘宋王朝的立场上评价是非。君不见，刘宋政权本来就是从东晋司马氏手中篡夺过来的，而且，魏晋宋齐梁陈诸朝，一直是外有权臣悍将虎视眈眈，内有父子兄弟庶嫡之争，边境上还时有北朝的强敌时刻会猛扑过来，宫廷政治特别黑暗特别血腥，成王败寇之间，何以定夺？魏晋六朝多才子多狂士，政局纷扰，让他们产生积极参政治国平天下的梦想，极权政治的血腥暴政，又迫使他们不得不佯狂作癫，以求自保。这在鲁迅先生的《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的关系》中论述颇多。终魏晋六朝，孔融、弥衡、王弼、何晏、嵇康、钟会、陆机等著名文人未必个个都轻狂傲世，却都无法逃脱杀头的厄运。何况，作为东晋世族的谢灵运，无论他表现如何，在取代东晋而自立的刘宋皇帝眼中，都是难以见容的。谢灵运在失意之时的放情山水，狂放不羁，未尝没有向统治者发送他已经无意于政坛的信息的用意。谢灵运之死，分明是死于朝廷的敌意和官吏的诬告，死于一个政局残暴黑暗之极的时代，岂止是一个狂字了得？不去谴责时代，大谈什么因狂获咎死得其所，恐怕失之偏颇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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