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丁玲（1904－1986）病重时，我于1985年7月专程到北京协和医院看她（受刘增杰先生之托，去请丁玲为刘著《中国解放区文学史》写序），被医生挡在门外，失去一次相见的机会，并成为一个永远的遗憾。
研究近现代文化史，我时常能感到近代以来湘人的那种特有的豪气，和不屈不挠的顽强斗争精神，尤其是读书人的那份不为死书所缚的勇气，和起于学、立于学、而又不为学所累的超然精神———经世致用。
沈从文（1903－1988）作为湘土之子，在人生的初始，便把青春和热血投掷给军旅，可为行伍出身。十几年前，读丁玲的文章，见丁有责难沈从文胆小怕事之说，顿生疑惑。这位湘楚之子虽不少文学的浪漫和原创的务实，但怎么会是个胆小怕事之辈呢？何况面对的是他共患过难的挚友！对这样的结论，可谓半信半疑。同时得知沈从文因此而不快的消息后，便感到这其中定存有症结。随丁、沈相继去世，这个症结似乎成了死结。
1996年，我意外地从胡适档案中找到了解开这一死结的实证。
沈从文、丁玲、胡也频之间，在二十年代末、三十年代初，有过一段美好的朋友之缘，和患难之交。1931年，胡也频遇难，沈从文通过胡适参与营救未遂，随之，他伴丁玲回湖南，把胡（也频）、丁的孩子交给丁玲的母亲带养。两年后，丁玲被国民党军警特务秘密绑架、囚禁，沈从文又通过胡适营救。这段历史，在1949年以后，因胡适的缘故，被回避，或歪曲。直到1979年以后，丁玲复出，因读沈从文《记丁玲》一书（沈从文写此书时，丁被国民党警方囚禁，直到1979年以后她才看到），对沈产生强烈的不满，并出伤害沈从文感情之言，尤其是丁玲说沈从文胆小怕事（“他向来胆小，怕受连累”）之语（指沈在胡也频被害、丁玲被捕之时），因不合事实，颇伤沈、丁几十年的情谊。导致两位老友在晚年近于绝交。沈、丁的恩怨，学人凌宇、李辉、陈漱渝先生分别有文章记述，但推翻丁玲所说沈“胆小怕事”的最有力的文字证据却因胡适档案未公开而缺失。
沈从文自学成才，并被中国公学校长胡适二次“尝试”（此系沈从文致胡适信中语。胡适档案中保存有沈从文致胡适的35封信。第一尝试是指他的白话新诗），破例聘为中国公学的文学讲师。同时，胡适也是沈从文与张兆和这对一世情缘的月下老人，玉成了他们的恩爱婚姻。
沈从文与胡适是文学上的朋友，也是自由主义阵营里的盟友。当朋友，同时也是激进的共产党人，青年作家胡也频、丁玲有难时，沈从文两次通过胡适，试图救助他们。这段历史的文字见证，如今被我从胡适的档案材料中发掘出来。
1990年台北远流出版公司出版的《胡适的日记》手稿本第10册中，有胡适1931年2月24日所附蔡元培1931年2月20日给他的复信，其内容就是关于沈从文奔波于京、沪之间，营救胡也频的。
蔡元培的这封信中说：“自京回沪，大驾已北上，不克恭送，甚歉。沈从文君到京，携有尊函，属营救胡也频君，弟曾为作两函，托张岳军设法，然至今尚未开释也。”事实上，胡也频在沈从文等人尽力之前已被国民党上海警方秘密杀害了。
沈从文拜访并请求胡适援助之事，胡适日记中也有记录。
胡适日记1931年1月20日记有“沈从文来谈甚久。星期六与星期两日，上海公安局会同公共租界捕房破获共党住所几处，拿了廿七人，昨日开讯，只有两女子保释了，余25人引渡，其中有人为文学家胡也频。从文很着急，为他奔走设法营救，但我无法援助”。（《胡适的日记》（手稿本）第10册，台北远流出版公司1990年版。）
两年之后，即1933年5月，丁玲被绑架囚禁，沈从文便在胡适主持的《独立评论》第52、53期合刊（6月4日出版）上登出《丁玲女士被捕》一文，公开营救丁玲。沈从文的文章即将出版发行之时，胡适收到上海市市长吴铁城的回电（此即胡适为丁玲之事，向吴致函得到的答复）。吴的电文说：“报载丁玲女士被捕，并无其事。此间凡一切反动案件，不解中央，即关地方法院。万目睽睽，决不敢使人权受非法摧残。”对此，胡适在这一期的《独立评论》上特加了一个“编者附言”，说：“此电使我们很放心。因版已排成，无法抽出此文。”只好把吴电作为“最新消息”，“以代更正”。
那么，胡适与吴铁城之间为何会因丁玲之事有函电来往？答案如今在胡适档案中找到。这便是胡适保存有沈从文为丁玲之事的来信。在耿云志主编的《胡适遗稿及秘藏书信》（手稿本）（1994年12月黄山书社影印出版）中收录有沈从文致胡适的35封信。其中有一封是沈从文请求胡适援救丁玲的。此信的全文如下：
适之先生： 丁玲事承向各处说话，费神实在感谢。 近从上海、南京各处得来消息，皆同转来电报相似。政府一再表示并未捕捉这人，但事实上则人业已被捉失踪（且实由诱绑失踪），十几天前曾从另外一个人口中转出她的口信：“我被人诱绑，不自由。”得到这个信的是她很熟的某女士。口信那么简单，则危险可知。政府今既始终否认捉了这个人，理由不出两点： 一、被政府以外某种人诱绑（这不可能，因为她又无钱，又不美）。 二、被上海政府或直接为南京党部辖制的特务机关诱绑，但因去年办《北斗》时，政府已有缉捕她的消息（这是我见她时亲自同我说的。且有次差一分钟险已捉去。如今捕去，恐怕为人知道，当然不敢承认为丁玲，恰如当年胡也频故事，政府明知其为丁玲，但因名姓稍大，难于处置，也就乐得将计就计，否认并未捕一丁玲。即已秘密解决，仍然若无其事）。 两项推测，尤以第二点为近理。又闻南京方面人相告，这类事情，皆由南京某方一个驻沪特务机关办理，事情既由特务机关办理，故把人捉来后，当时并不能转送公安局，容或为之，转送公安局，因人犯不用丁玲名姓，不为公安局所知，也属可能。 国家既纷乱到毫无情绪，为了一个政策的推行，把几个反对这种政策的人弄死，并不算得什么稀奇事情。因为拥护自己的政策牺牲一些人，在共产党看来也一定认为十分平常。不过在共产党中尚以为不合理的“暗杀政策”，若国民党居然用来为目前对付作家的唯一手段，这手段对于个人牺牲不足道，对于各方面所得的“印象”合“影响”，真不大好！恶例一开，由于这种不聪明的政策所造成的局面，恐怕将比我们所想象到的坏处还坏。一面是凡用笔对政府表示不平的年青人皆有凭空失踪的可能，一面是另一方面同样手段的报复，中国还成个中国不成！ 先生提倡人权多年，且因提倡人权，每当说过了些比较公平的话时，就吃过政府的小亏，在这件事情上还盼望能主持公道，说几句话，提醒一下政府。政府既尽作糊涂事于前，就不能禁止年青人作糊涂事于后，恐怕作家尽全力提倡被治者与被虐待者用暗杀来对于政府行为作报复时，政治上将更多一重纠纷，中国也更多一种坏习气，有了这种纠纷，已发生这种坏习气，以后要和平处置，也就不大容易处置了。年来政府对于左翼作家文艺政策看到太重，一捉到他们就杀（内地因此杀掉的很多）。其实是用不着这样严厉的。另外一方面似乎把文艺政策看到太轻，毫不知道用什么方法去把几个较有名较有力的作家好好去培养起来，从作品上输给年青人一个生活态度，一个结实自重耐劳勤学的为人态度，只知道用一些钱去办一批刊物，却不问刊物用处，两方面实在皆作得极其愚蠢。小说在中国为人所注意，它的价值，为人所承认，皆全得先生。数年来一切情形皆似乎不同了，一切理论皆把它“能够有多少用处，可以有什么用处”，真实价值弄得有些混乱，左翼化作家说不到它在中国发展的真实情形，以及未来的希望，右翼作家则因上海的坏风气，又慢慢的主张作品变成礼拜六派，在一种毫无希望下支持。平常人则□望太奢反而 十分失望。这时节就正要几个明白人，同时说话也能使人相信的人，来重新为它定下一点范围，且就民族环境来论，怎么样使文学也来帮助一下这个民族，解决一个难题（若太重视它，以为有了它就可以解决一切，也若太轻视它，就让它在一个无目的无计划的自由生灭情形下，糟蹋年青人的精力）。这就仍然需要先生说几句话，只有先生才说得到它的要点！ 从文敬启 六月四日 （耿云志主编：《胡适遗稿及秘藏书信》（手稿本）第27册第123－126页，黄山书社1994年版。）
由此信可知，在此之前，沈从文为丁玲之事求助过胡适，胡适向当局活动后，沈从文再次致信胡适，表示自己的意见。
两位三湘大地走出的作家，两位曾经患难过的朋友，在晚年，因丁玲的误解，而结怨。都曾是受过一段历史的挫折和不公平待遇的文人，在春回大地之时，又因这一人为的误解而失去了心头的平静，直到他们告别尘世时，也未能握手言和，彼此都带着遗憾轻轻地走了，如他们轻轻地来！
这段历史的尘世恩怨，早已化作三湘的云彩。
愿我的这篇短文，在楚地招魂，使丁、沈在天之灵有知，和好如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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