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济人在为没有属于自己的文学大家忧心时，重庆惟一的文学大刊《红岩》近些时候却在一次次地刊登全国名望颇高的作家作品，这些著名作家虽不是重庆“土产”作家，但能一次次地聚集到《红岩》上，提升《红岩》品味格调的同时，为重庆作家带来了激励和自信，也为中国打造了一个响当当的新时期文学杂志品牌，迅速在全国文学杂志丛林里脱颖而出，弥补了重庆没有文学大家和缺少文学氛围、合力的缺陷。
20世纪末，文学越来越呈边缘化趋势，文学之梦已成稀薄之梦若即若离地飘散在人口众多的中国大地，在全国文学刊物普遍面临困境的形势下，许多文学刊物闭刊者有之，易帜者有之，改版者有之，图解者有之，流于通俗者有之，五花八门，使尽多种招数，但仍难挽文学杂志订量急剧下降的颓势局面。留心的读者和同行都注意到了，处在西部前沿的重庆《红岩》文学杂志终于一声吼起，在2000年伊始开始做着坚守和突围的悲壮出击。
回忆起当初改版的情景，新任《红岩》总编、诗人梁平动情之切，他说：《红岩》是一份老牌文学杂志，在国内外都有着广泛而深远的影响，1956年创刊以来，推出了一系列如高缨《达吉和她的父亲》，周克芹《许茂和他的女儿们》，黄济人《重庆谈判》，叶辛《风凛冽》等在全国获奖的优秀作品。面对过去《红岩》留下的遗产，我们确感压力较大，90年代《红岩》几乎只是作为一个地方刊物存在着，重要的文学作品日益减少，这当然有诸多原因，其中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没有将文学眼光放之于全国。所以2000年的第一件事就是改版，这并不是说将眼光对准全国一流作家而放弃重庆的本土作家，而是将重庆作家一下子放置在全国优秀作家光环之下，鞭策本土作家早日成才，缩短差距。
《红岩》从2000年第二期开始就着手进行了调整，到现在已出了8期，一年多过去了，结论已经得出，《红岩》走出了文学的地域观念，她不再仅仅属重庆，也属于西部，也属于中国。我们在《新华文摘》、《小说选刊》、《中华文学选刊》、《小说月报》、《诗选刊》等重要选刊上屡屡看到《红岩》的作品被选载。
调整后的《红岩》看来令人耳目一新，2000年《红岩》封面取的是与《大家》相反的白色作为底色的，在左下角缀以小幅图画来渲染其本土文学特色，并着意在栏目上以“头条看台”、“地理作家”、“压卷之作”等来推出文学重头戏，成为包容性大、艺术分量足、可读性强的立体型文学杂志。2001年更是在丰富原有栏目的基础上增添了“走近大师”、“21世纪中国诗展”、“作家在线”等贴近读者的栏目，更有效地将小视角多方式呈献给文学读者。一个文学杂志的成功最根本的还要看其作品的质量，从改版以来的《红岩》所发表的作品看，这份杂志确实已经当之无愧地成了一份一流的纯文学杂志。
2000年发表的叶永烈、高缨、何顿、邓一光、红柯、谈歌、张执浩等一大批全国知名作家作品都体现了《红岩》执著的文学追求，这种文学追求是文学本原色的寻访。同时也体现着《红岩》改版之初就将杂志定位在兼容并至的办刊思路上，现实、先锋、写实等各类文学流派都在《红岩》这块土壤里开花结果，探索出一条中国特色的有容乃大的文学办刊之路。
《红岩》改版后的几大主要结构板块大致稳定而又不绝对固定，这对一些重要作品的及时发表提供了较大的余地和空间，同时也便于逐步摸索刊物的读者定位，以便及时调整。文学评论文章更是有王岳川等国内一流的学者见诸于《红岩》，郝雨的《反思余秋雨》、周冰心的《苍凉的手势》等一批重要文章都是首发在《红岩》上的。以至文学界人士惊呼《红岩》正以实力直逼《钟山》、《大家》。
但是现在的梁平很清醒，他说：“办文学刊物需要坚守和定力，稍不留神，就会回到原来的状态上去，以至于前功尽弃。现代社会的多元和人们心态的失衡是并存的，到了文学圈中，刊物与作家的急功近利和浮躁导致了社会对文学的误解，甚至于不屑。这已经是非常残酷的事实。《红岩》有幸，因为有一批真诚、激情的编辑，有一批爱护文学的读者，这更加坚定了我们的信念，坚定了我们对文学的坚守，我们将不负众望，永远高扬文学之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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