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0年代以降，西方社会进入了所谓后期资本主义（也称后工业社会、信息社会或后现代时期），知识分子在经历了一系列的动荡、追求、幻灭和焦虑之后，试图对许多矛盾进行解释，于是出现了大量有关话语和文本的批评理论，在某种程度上改变了大学文科教育的性质。90年代以来中国学术界部分学人被目为“中国的后现代主义”者，“中国的后现代主义”是在西方，主要是美国后现代主义影响之下形成的，其主要理论来源是詹姆逊等美国学者的有关论述。但有些学者认为，要界说“后现代”，“现代性”是必要的参照。而现代性是什么？西方对这个问题的回答观点各异，在西方，至少在美国的学院里，对于所谓的现代性，一般的人文科学学者持批判态度。这十几年的中国，现代性讨论还没有充分展开，又拼命吸收各种理论，包括后现代理论，便造成了这样一种奇怪的现象，各种西洋新说如走马灯一样在中国“闪亮”登场，但却鲜有深入的辩析和认真的思考。某些传播“后现代”的学人忽略了“后现代”各构成部分复杂的背景，有时甚至是互相激烈冲突的文化政治的动机和纲领，把特指的概念不加区别地奉为普适的命题。总而言之，“中国的后现代主义”似乎在学术界名声不佳。在这样的背景下，清华大学中文系为什么要办这样一个理论研讨班呢？
中文系主任徐葆耕先生说：老清华大学本来是留美预备学校，老校歌中有一句歌词是“东西文化汇粹一堂”，这是老清华的文科传统，陈寅恪、吴宓、闻一多等人都是留学生。另外，也有请外国学者来讲课的传统，英国新批评派的创始人理查兹1930年来清华教学一年多，这时钱钟书正在校读书，他受到了“细读法”的影响，也写过这方面的文章，朱自清对此也写过4篇文章。理查兹的《科学与诗》，当时已经翻译，由外语系主任叶公超作序，商务印书馆出版。请西方学者来讲课，对文化发展有好处，现在介绍西方理论的书非常多，国内学者因语境的差异，在理解和介绍时有误会和偏差，为此考虑办个读书班。我们希望英文好的博士生、兄弟院校的教师都来参加，清华大学想向世界一流学校看齐，就不能太封闭。
为什么请刘禾来主持这个研讨班？徐葆耕解释说，与刘禾认识的时间比较长，1994年在美国访问时首次见到，觉得她学问好，谈问题非常清楚，也很关心国内的事，希望中国的学术发展得好些。读书班的建议提出后，她很愿意做这件事，我们的条件不是很好，她并不在意。她的工作态度非常认真，她对西方新的思想文化理论很熟，带着学员直接阅读原著，原汁原味，避免了主观的东西。每天上午听课，下午讨论，学员们反映说很多年没有这样辛苦地念书了，很有收获。
久闻刘禾大名，知道她1984年赴美后一直发展得很好，由哈佛大学比较文学系博士毕业后进入伯克莱加州大学任教授至今。1997年荣获美国科学、艺术、学术界杰出人才最高荣誉之一的古根汉大奖，同期荣获美国全国人文研究中心颁发的“学术研究奖”、美国社会科学研究委员会颁发的“国际博士后基金奖”等。根据经验，如此优秀的女学者也许应该是坚硬的吧？但是不，刘禾相当平和。她说：后结构主义是当代西方理论发展中极为重要的环节。无论是新马克思主义、后殖民理论、当代文化研究，还是后现代理论、新历史主义，这些目前在西方和西方以外最活跃、也最有影响力的理论思潮，都是在与后结构主义理论之间发生对话中产生和发展起来的，而且也是在与之互动、缠绕或冲突的过程中不断引发出新的命题和新的方法。因此对后结构主义理论资源和哲学方法的熟悉，不但有利于我们了解和把握60年代以降当代西方理论发展的总体脉络，而且对澄清近10年来由于误译、误解所造成的中文译名和概念上的混乱（如后结构主义等于后现代等说法）有不可忽略的作用。本期研讨班将集中研读后结构主义理论中的几部代表作，并通过对这些著作的精读，以达到对当代西方理论全貌的深入了解。所选择的7个理论家中，除了索绪尔（结构主义学创始人），其他6个都是当代影响很大的学者，而要了解后结构主义，必须了解符号学，它渗透了当代学术的每个层面，如果不了解它，就不了解西方当代学术的发展。我在美国每年开西方理论课，没用中文讲过，这次研讨班对自己也是一个尝试。带着学员细读原著，希望他们每年有进步，三年以后阅读速度和数量都会有提高，不是拿来就用，而是了解它在西方自己的背景里怎样产生的。最好的理论不是在使用上，而是在思想交锋。现在我做基础工作，以后陆续请其他美国学者来做，连续下去，收效会很大。
“第一届清华——伯克莱高级理论研讨班”是在中美学者对国内理论现状不满，想纠正对国外理论的误解和误用的共识上所开创的学习西方理论的一种形式。可以说，这是在国内所能听到的这方面最好的课，它将美国的博士生的课程加以浓缩和调解，一页一页地阅读原著，以后每年一期，为期近一个月，训练一批人才，以改变那种游谈无根、夸夸其谈的风气。这是目前中国最需要的一种读书方法，虽然比较慢、比较笨，但读的是最难的、最容易出错的，确确实实立足于学术，为未来的学术界培养一批人才。
据悉，理论研讨班只是清华大学中文系和刘禾合作的一个环节。他们还将创办“中外文化研究资料中心”，由刘禾在美国帮助买一些美国学界比较认可的最前沿的书，又订了十几种英文报刊，将来可对外开放，资源共享。与此同时，他们还出版了一本杂志《国际理论空间》，一年出两期，将国际上重要的学术论文以最快的速度翻译过来。这三件事互相联系，以改变国内浮躁的学风，以后将增大研究的分量，使清华大学中文系成为一个理论工作坊，研究、著述、出版三位一体，和国际学术界接轨。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