丛书由《远山与近土》、《家族与人生》、《自我与临摹》、《文化与性灵》、《表现与重构》等五册构成,以一人之力推出一套丛书,这在学界稀见,颇有独行侠的风范,令人称奇还不仅是他的盛产,而是灵动的文字与睿智的思想,在“独行者”的笔下,无论是太平洋彼岸的知名家族,还是中国本土的僻远山乡,人们对生活的选择,都是可以理解的文化。文化在人类学者眼里,不是抽象的概念,而是活生生的事实。文化的感觉在作者的笔下自然地流泻着,它较之于高头讲章式的玄论来得实在而亲切。这里就他的田野纪行《远山与近土》中令人心动的部分撷取一二,与同仁共赏。
庄孔韶祖籍浙江绍兴,他本人是土生土长的北京人,《燕京乡土闻见录》是《远山与近土》一书的开篇,它是作者亲身感知新老北京三代人不同的社会文化见闻,台北的李先生与北京的“大伯”他们记住了老北京市井生活,在他们的追忆里我们感受到老北京的情味,人们对逝去的生活往往有一种追怀的意识,恋物怀人除了精神寄托外,还是一种文化经验的叙述与传递。大伯“早年屡次向我讲过的旧事,我惊奇地发现,有一些他竟然全忘了,然而从幼年起听他不停地讲述,我却替他记住了,而且也有了我自己的经历。”文化就是这样一代代地传承、变化。爷爷在京城盖了座三套院,相对四合院来说,它显得不伦不类,大伯说:“不伦不类在当时是一种创新,那个时代的创新总是比今天难。”70年后这座大半充公的三套院要翻顶,住在医院的大伯特意叮嘱“我”仔细看看拆顶。“我”明白他的意思。“已经差不多一生一世了,这老房多像一个颤颤巍巍、要脱衣请医生体检的老人呀。”拆顶发现梁柱在修建时就被人换过,五根发白的杨木,虫已蛀透。当“我”将此事告诉大伯,大伯只轻声说:“果然”。大伯家七十年的猜测终于印证,但造假者文桂早就西去。“我们有机会目睹建筑内部之改观,也透视了人性本质的造影。”
作者通过一位北京老人对旧屋的挂念,深描了民众的心理真实。
北京的文化除了宫廷文化,就是城市平民的文化,天桥是北京下层劳动者娱乐的地方,掼跤是天桥的主要娱乐之一,作者小时候在这里观看了名跤手宝三儿的表演,票价是两分钱一跤。当他们走出跤场时,收钱人说“我们”一共看了六十四跤,零头不算,每人一块二。“我们”吓了一跳,那时一块二算挺贵了,回头望一下宝三儿,正在窗帘后用纸擦血迹,大伯不忍心,多给了几毛钱。收款的小徒弟给大伯深深的一躬,那真挚让我记忆得很深。还有他头后面的红毛线绳。作者以这样的细腻笔法为我们勾画出天桥艺人生活的艰辛,以及人与人之间的情感的互通。底层社会的人们大多拥有朴实的品质,知恩图报是普通百姓常有的心态,这大略是作者要告诉大家的隐义。
城市与郊区的文化在过去有着清晰的分野,城里人欣赏的乡里人并不欣赏,城里人喜欢“高雅”音乐戏剧,乡里人爱好土俗的锣鼓秧歌。评剧和京剧在城乡有着不同的境遇,乡里人爱评剧,很少有爱京剧的,平谷的一位农民说:“评剧是大白话,谁都懂;京戏梅兰芳的词儿很多乡里人不懂。”这对在京城长大的作者来说,不免愕然,京戏在京城有不少戏迷,“没想到农民却敬而远之。这大概是白话文与文言文造成的文化沟壑吧!”类似这样灵光闪现的论断在文中随处可见。请让我再引一段妙语与读者共享:当“我”二十年前带学生到京郊农家,晚上多次上用麦秸围成的乡村厕所,“我四次蹲在‘青纱帐’里,有吉祥的星座移动位置让我欣赏,像是我在定时观察星象。偶有沙沙声响,引起双臀的鸡皮疙瘩。我终于理解人类的诗意和神经质都来自这个大自然与人文的世界,独处是美妙的吗?好像我是在同天幕下的万物谈心。”
作者作为皇城根的子民,对京城文化的熟悉理所当然,但作者更关注远离京师“天高皇帝远”的闽东乡村。那里是他老师的故乡,国际人类学界知名的“金翼”之家,就坐落在此。作者承传着乃师学风,在半个世纪之后,对金翼之家做了具有重要学术意义的回访。对知名民族志著作进行续写,是国际人类学界较通行的做法。《银翼》一书的面世,是作者献给其导师的珍贵礼品,它在人类学界也有着它应有的位置。本书收录了《银翼》之外有关闽东的文字,作者描写了进入农人生活之细部的情形。《五月的心声》与《闽东岁时风情》两篇就对当地民众的时间生活的内部进行了描写。闽江边五月端午是一个大节日,节前的一日,人们忙着备办节令佩饰与节令食品,豆娘(一种用采线缠做的小动物等)、香囊、粽子等;节日这天有聚餐、沐浴、龙舟赛等节俗项目。当地还有这样一句俗谚“男歇夏至,女歇端午”,作者点出:这里的季节转换尚男女有别。作者运用文献材料、口头传承、民俗体验等多种途径将民众的节日心情与节日情绪立体地凸现出来。
在讲述闽东岁时故事时,作者的一席话意味深长:“我发现历经社会变故的农人仍沉着地在天地间以自己的方式协调生活,烘托人的性灵,编织一个美好的世界。”
(《“独行者”人类学随想丛书》湖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第1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