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4年10月16日，在我国西部上空爆炸了一颗中国人自己研制的原子弹。全中国都沸腾了。著名物理学家、钱三强的老师严济慈来到他的好友许德珩家。话题当然是谈原子弹。许老悄声问：“是谁有这么大本事，把原子弹搞出来了？”“嘿，你还问我，问你的女婿呀！”严老笑个不停。“我的女婿——邓稼先？”许老惊愕不已。
由于事关国家机密，科学家们即使对自己的亲属也守口如瓶。
35年过去了，人们依然守口如瓶。
当年参加“两弹一星”研制工作的科学家，大都只负责某一方面。指挥全局的，是周恩来总理、聂荣臻元帅这些政治家；协助他们搞组织工作的是宋任穷、张爱萍、张劲夫这样一些老革命。这些健在的知情人如今都是耄耋老人了。
关于中国科学院的科学家们是如何参与“两弹一星”研制工作的，最了解情况的是当年的中国科学院党组书记、副院长张劲夫。
1999年初，《科学时报》记者刘振坤有机会采访张劲夫同志。张老回忆起1956年到1966年中国科学院辉煌的10年，提到中科院参与“两弹一星”这件事。访谈被整理成《在科学院辉煌的背后》一文刊登在《科学新闻周刊》上。这篇文章打开了人们记忆的闸门，不少老科学家打电话、写信，希望他们的老领导张劲夫谈谈科学院为研制“两弹一星”所做的历史贡献。远在大洋彼岸的著名华裔科学家杨振宁打电话给张老，建议他正式披露科学院参与“两弹一星”研制这段史实，给历史一个交待，给后人一个交待。
张劲夫同志考虑再三，征求了中国科学院现任院长路甬祥的意见，决定采纳杨振宁的建议，向人民公开这段科学的秘密历程。1999年3月11日与12日，张劲夫同志再次接受《科学时报》记者采访，在他博大的记忆宝库里如数家珍……
这篇访谈被整理成以张劲夫署名的1万多字的回忆文章《中国科学院与“两弹一星”》，先以内部资料的形式分送有关领导。
1999年4月27日，张劲夫同志的秘书俞家英接到一个电话。电话是从江泽民同志办公室打来的，江泽民总书记要亲自与张劲夫同志通话。江总书记在电话中说，看到您关于科学院与“两弹一星”的回忆文章，觉得非常好。当年你们在那样困难的情况下能够研制出“两弹一星”，为国家为民族做出那么大的贡献。今天，我们要发扬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也要搞出一点名堂来。我看这篇文章不光要在《科学时报》上发表，还应该在《人民日报》和其他报纸上发表。
在江泽民总书记的关心与安排下，5月5日，新华社发出通稿《请历史记住他们———关于中国科学院与“两弹一星”的回忆》；5月6日，《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等中央所有大报同时刊登这篇重要文章。
1999年5月6日，因特网率先将张劲夫同志的文章传遍全世界，在国内外引起强烈震撼。
钱学森看了《科学时报》上发表的张老的文章，让他的秘书涂元季打电话给报社转达钱老的意见：“张劲夫同志的文章写得非常好，读了非常感人，老一代科学家非常感慨，当年那种大协作精神应该回来了。”
当年科学院分管军工任务的副院长裴丽生如今已经93岁高龄，听人给他读了张劲夫的文章后激动地说：“过去我虽然分管军工任务，但是有纪律，上边的情况不许打听，因此许多事情我也不清楚。张劲夫同志是能够把这段历史说清楚的惟一的人，感谢他把这段历史说出来了。张劲夫的记忆力特别好，这一点我了解。‘两弹一星’是中国人民和中国科学家在党的领导下自力更生创造的一个伟大的奇迹，张劲夫的文章也是一篇珍贵的文献。”
在张劲夫同志回忆文章的带动与启发下，朱光亚、周光召等一大批科学家与裴丽生、陆绶观等一些当年“两弹一星”研制工作的组织者纷纷同意接受记者的采访，回忆起这段科学的秘密历程。
中国科学院党组副书记郭传杰提议将这些重要史料汇编成书，以传之久远，既作科教兴国的范例，又作爱国主义教材。暨南大学出版社总编辑周继武闻讯赶赴北京，与科学时报社总编辑罗荣兴商定以最快的速度合作出版这本披露中国“两弹一星”科研历程的书。中国科学院高技术研究与发展局、综合计划局对此给予了全面的支持。中国科学院军工史办公室主任赵萱同志经上级批准，拿出多年来科学家们整理的内部史料，选出了其中的一部分，并收集了许多珍贵照片，公之于世。
1999年8月31日，江泽民主席为该书题写了书名《请历史记住他们》。
值得一提的是，这本书中记载的当年参加“两弹一星”研制的科学家，大都已进入老年。如今在我国国防尖端技术研究岗位上的早已是一代英姿勃发的青年科学家。书中提到的当年参与“两弹一星”研制的中国科学院的研究机构，也已经在1967年“文革”中调整建制转到国防科研部门，那里有一支学科体系完整、装备精良的科研生力军。但是，水有源，树有根，今天中国的尖端科技的基础是老一代科学家当年用心血、青春乃至生命奠定的。历史不会忘记他们，未来不会忘记他们！
摘自（《请历史记住他们——中国科学家与“两弹一星”》，暨南大学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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