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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名月份牌画家杭稚英画的月份牌。反映上海这个当时远东最大城市的生活理想。用阴丹士林布做的旗袍是时尚之物。 |
1921年秋天的一个傍晚，江湾镇的晒场上有一个新奇的集会。江湾的“土匪”吴木给铁匠洪元的女儿下了聘礼，其中有一盏煤气灯和几块阴丹士林洋布被洪元师拿出来炫耀，他骨节粗大的手小心翼翼给煤气灯打气，煤气灯发出了耀眼的光芒，将整个晒场照得如同白昼，令住的远些的乡邻手里提着的蜡烛灯笼黯然失色，人们（大都是妇女）争相拿着阴丹士林布啧啧称奇，那么薄，织得那么均匀细密，颜色也是如此纯正，她们特别对那块包布的纸感兴趣，这块来自上海老介福的纸上印着仕女穿洋布做的新式旗袍的广告，那妖媚女子毕露而又无疑是秀美的身材，让穿着肥大粗布对襟大褂的乡下妇女眼红心热。 铁匠洪元其貌不扬，却生了个颇有姿色的女儿，由于自己不识字，连接活记帐都要靠别人帮忙，所以洪元师两口子节衣缩食，发狠也要让女儿读书，这一年他那17岁的女儿在半私塾半新式学堂的江湾学校读到小学毕业，在毕业典礼上被“土匪”吴木看中，便强行给自己的小儿子下了聘礼。 洪元师（江湾人称呼手艺人的习惯是在名字后加一个“师”字，以示尊敬）初时十分不乐意，“土匪”吴木虽是镇里的大户，但名声却不佳。他养有民团，借巡察保护为名，常在辖区边缘的山区干些打家劫舍的勾当，所以落个“土匪”的混名，但他的小儿子却是品行良好，常年在上海经商，据说还曾读过几天上海美专，偶尔回乡，邻里乡间也多有些新奇的小玩艺馈赠，这次见到聘礼，洪元师便再不说个“不”字，人人皆知他好摆弄个新式物件，干铁匠活时常常弄出些似是而非，奇形怪状的东西来，这回一见到煤气灯，他便什么都顾不上了。 女儿嫁到了上海，洪元师的煤气灯因为没有备用煤油亮了一段时间后也灭了，江湾镇也早已复归于平静，只有洪元师和他的小徒弟在昏暗的铁匠铺中长久地苦闷。 七十余年后的又一个秋天，洪元师已经过世，他的同乡——在工艺美术学院教书的我坐在家中的书房，也满怀惆怅（我小时候还常常到他的铁匠铺里去玩，看通红的炉火，将铁烧红后在铁砧上柔软地锻打，或是将生铁水灌在一个模子里，冷却后打开泥范，捧出一只铁水罐来——将它按在灶台两个锅的中间，通过两台锅的烧饭煮菜使其中的水自然温热，以作洗漱之用）。 我的失落感来自一家商厦的倒闭，不久前路过北京东大桥的一家著名商厦——“海蓝云天”门口，看到它贴出的告示，声称因为种种内部管理原因终于宣布停业。闲时我十分喜爱逛这家商场，因为它聚集了京城最好最新的国外进口的日用货品，每一件功能独特或造型新颖的产品，都给予我无限的联想，我甚至将我的学生——一群学中国工艺美术史的三年级大学生，也拉过去看，让他们思索日用物品与社会、不同生活方式以及科技条件的种种关系。“海蓝云天”自然是京城最昂贵的商场之一，而我也总是看得多买得少，但是每个月我总是怀着与逛三联书店同样的心情去那里，现在突然间，它消失了，我在一霎那，与七十多年前的洪元师心意豁然相通。 自鸦片战争以来，我们在对待外来产品的态度上，一直是复杂、偏执甚至有时是暖昧的。 在清后期的面对西洋文明随着殖民势力汹涌而来的情势所开展的辩论中，洋务派的立场是清楚的，1864年李鸿章在致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的函中说：“中国士大夫沉浸于章句小楷之积习，武夫悍卒，又多粗蠢而不加细心，以致所用非所学，所学非所用。无事则嗤外国之利器为奇技淫巧，以为不能学。……盖中国之制器也，儒者习其理，匠人习其事，造诸两不相谋，故功效不能相并。艺之精者，充其量不过为匠目而止。……鸿章以为中国欲自强，则莫如习外国利器。欲学外国利器，则莫如觅制器之器，师其法而不用其人。欲觅制器之器，与制器之人，则或专设一科取士，士终身悬以为富贵功名之鹄，则业可成，艺可精，而才亦可集。”（《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二十五》） 到戊戌变法时，维新派的康有为、梁启超等人，更认识到“夫今已入工业之世界矣，已为日新尚智之宇宙矣，而吾国尚以其农国守旧愚民之治与之竟，不亦颠乎？”只有“奖励工艺，导以日新，令部臣议奖创造新器，著名新书，寻发新地，启发新俗者”，才能“举国移风，争议工艺，日事新法，日发新议，民智大开，物质大进，庶几立国新世，有恃无恐”。 与此同时，保守派的论点也十分可观，他们秉承历史上儒家重道轻器，重农抑末的思想，仍视西洋技术为“奇技淫巧”，认为“昔者圣王之世，服饰有定制，而作奇技淫巧者有诛。夫使中国之人，被服纨绮，玩弄金玉，其财固流通于中国之中，而圣王必加之厉禁者，为其坏人心而财势偏积也。今中国之人，弃其土宜，不以为贵，而靡靡然争求洋货，是洋之人作奇技淫巧以坏我人心，而吾之财安坐而输于异域，其在圣王宜如何？”保守派倭仁针对洋务派向西方学习的进步一措施，反对说：“立国之道，尚礼义不尚权谋；根本之图，在人心不在技艺。……古今来未闻有恃术数而能起振衰弱者也。天下之大，不患无才。……何必师事夷人。”保守派的这些观点，说明了他们对于技艺的认识还停留在过去，某些观点从农耕的自然经济社会来说或许有些道理，但在近代则已成为可笑的荒谬的东西，这也说明了以儒家思想为主体的传统的工艺观，已不能适应近代生活的变化。 民国时期，由于“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深入人心，在生活习俗及物品选择上，基本上是一种兼容并蓄的态度，既有对使用国货的呼声，也有洋装洋饰成为新的时髦，民国政府颁布的新礼制，规定了男女礼服款式，但新式洋装流行都市又成不可遏止的趋势。这个时期的中山装的出现是一个典型事例。中山装由孙中山创制，据说，辛亥革命后孙中山从欧洲回到上海，在上海荣昌祥呢绒西服号做的西服十分满意，遂要求以日本陆军士官服为基样，设计一套直翻领的四贴袋服装，袋盖成倒山形笔架形状，五颗纽扣象征五权宪法，这就是今天的中山装，关于它的式样，还有说来源于英国式猎装，也有说系南洋华侨穿的“企领文装”改进，还有的说源于日本铁路工人服，但不管怎么说，中山装无疑是中西合璧的。它形象地反映了当时社会先进知识阶层，对中西交流的态度。李大钊曾说：“吾侪日常生活中之一举一动，几莫能逃其范围（指西式物品——引者注），而实际上亦深感其需要，愿享其利便。例如火车轮船之不能不乘，电灯电话之不能不用，个性自由之不能不要求，代议政治之不能不采行。凡此种种，更足以证吾人生活之领域，确为动的文明物质的生活之潮流所延注，其势滔滔殆不可遏。” 30年代上海成为远东最大的西化城市，欧美最新式摩登的产品，时尚流行，不到一两个星期便会出现在上海街头，上海的西化进程，甚至没有因日本的侵略而中断，可想其程度之深。 如果将今天我们的居所所使用的物品作一番寻根溯源的话，是足以使国粹派气馁的。凡家具、照明、书写工具、服装式样、日常器皿，以至房屋构建，十有八九来自于西方的影响；1815年英国传教士马礼逊（RobertMorrison）创办《察世俗每月统计传》，是西人创办的第一份中文近代报刊，尔后才有林则徐在广东禁烟备战期间，为了解西人情况，开始组织人翻译外文报刊；1844年有记载的照相术传入中国；1850年左右，缝纫机传入上海，同时洋布风行，火柴大量进口；1865年，煤气灯在上海几家洋行内开始使用，70年代逐渐在一些大城市普及，吴友如在《点石斋画报》发表的风俗画中多有体现；1868年，上海出现几辆西方人刚刚于1853年发明的脚踏自行车；1873年自日本经香港传入的人力车出现在上海；1899年北京城南马家铺至永定门的电车轨道筑成并通车，全线94公里，这是中国首次通行电车；1902年，汽车传到中国，第一个使用它的是上海的外国人柏医生，至1911年，上海已有汽车数百辆。中国人对于这些外来物品的态度，有一首称赞火柴的竹枝词反映得最为典型：“纤纤寸木药硝粘，引起灯光胜火镰。莫怪粹奴夸利用，缘他工省价还廉。”在近代众多的有关经济学、社会学抑或是政治学的角度论及 如何对待外来事物的文章中，这首竹枝词以它的鲜活和直白，无疑具有比许多长篇大论重要得多的价值。 由此我想到一个问题，即文化是建立在一个什么基础上的，如果是建立在经济或生活的基础上，那么在中国当代的经济形式转型后，面对近百年的生活西化进程，我们固有的传统文化究竟与“今日”生活还有些什么联系？如果说传统文化是产生在小农经济形态之上的，那么随着近代产业经济的转型，传统文化的改造和发展就是十分自然不过的事，新文化无疑不应成为近代经济和近代生活方式的阻碍，但是事实并非如此，在百年中国历史中，传统和西化的现代，往往成为一个意识形态的难题，有多次政治运动都由此发生。 今天看来，“五四”新文化运动对于这个关系的认识是较为客观的，他们时时未忘了社会生活这个巨大的因素，在这个前提下来思考向西方文明的优秀之处学习，其心态和目的性也就十分明确。他们主张摒弃中国传统文化中“重道轻器”的一面，但同时，向西方学习先进技术，并不是要片面振兴大中华文化，而是强调在改善的同时，使中华民族立于世界文化之林，使传统文化得到更新。除了李大钊等人论及西化对中国文化的影响外，鲁迅在30年代许多文章中，也涉及到对西方文化的态度，著名的《拿来主义》一文中说：“但我们被‘送来’的东西吓怕了。先有英国的鸦片，德国的废枪炮，后有法国的香粉，美国的电影，日本的印着‘完全国货’的各种小东西。于是连清醒的青年们，也对于洋货发生了恐怖。其实，这正是因为那是‘送来’的，而不是‘拿来’的缘故。所以我们要运用脑髓，放出眼光，自己来拿！”鲁迅对于西方文明的态度是主动的，他批评这种因怕危险而因噎废食的做法，而强调只有积极主动“拿来”，中国文化才能成为新的文化。 在当代消费生活中，务实的中国人对于外来品或者合资合营合造产品的态度是自然和显然的。在历史上国难当头的时刻，爱国者会发起拒绝和抵制外来物品的运动，但从人类生活改善的本质看，这种拒绝终要随着爱国的矛盾的转移而淡化，爱国是必须的，但是，一个关键问题是，我们对建构于经济体制关系之上的消费文化以及生活方式，很少作过理性的分析和回答，“十年动乱”时代，“蓝蚁”式的着装被认为是正常的，理所当然的，但是“文革”结束，新的西潮涌入，新的生活观新的经济模式泥沙俱下，鉴于过去干涉的教训，我们又对它放任自流，缺少应有的学术评判，生活问题其实是经济问题其实是哲学问题，但这些却湮没在世浴消费的混乱之中，今天人们在感慨国人的消费观念陈旧以至撼不动银行600亿人民币存款的时候，实际上这些广大的存款的持有者的观念还比不上1921年的洪元师呢。 当然，“海蓝云天”商厦的关门却与此无关，据说是因为大厦产业的拥有者与商厦的租赁者在协议上的矛盾不能解决云云，但我想透过现象，是否还有其它的本质问题呢？一个容易被忽视的问题是，以经济的角度考虑，消费与经济增长点——内需之间怎样才能有一个正常的关系？而西化的生活方式与消费西方舶来的产品，对于整个在全球化背景下的中国经济体制来说，是祸是福或者什么都不是呢？ （杭间，文学博士，艺术史论专业副教授，清华大学美术学院史论系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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