将书者所书当成书者所作，这其实是极容易发生的事情，古代后人所编前人诗文集中常混入他人之作，往往也就是这个原因。但是，这毕竟又是一个错误，这个错误一般人难以发现，能发现的人又未必会注意。黄永年先生也是私下告知的，启功先生完全可以不写这篇文字来自曝其误。但他不仅原原本本地写了，最后还不无幽默但又是绝对真诚地说，他的这段文字，“是自1957年、1966年以来，真有错、最诚心的一次自讼”。
当年读到这段文字时就很感叹老辈学者的高尚风操，尤其是近年来看到报上屡屡披露的学术界种种不良的风气，互相吹捧，商业炒作，抄袭他人铁证如山却百般抵赖，粗制滥造、错误累累却对批评者大光其火乃至威逼利诱等等，更深感老先生道德文章的不可企及。
日前又见刚刚出版的《中国文化研究》2001年夏之卷，读到原中华书局总编辑傅璇琮一文，是《〈李德裕年谱〉新版题记》，双目不禁为之一亮。
《李德裕年谱》是傅先生出版于15年前的一部力作（齐鲁书社，1984年）。出版后，得到了学术界的高度评价。其中最恰当的一段评论，出自南开大学中文系罗宗强先生的《〈唐诗论学丛稿〉序》，说这部书“在对纷纭繁杂的史料的深见功力的清理中，始终贯穿着对历史的整体审视，而且是一种论辩是非的充满感情的审视。这其实已经超出一般谱录的编写范围，而是一种历史的整体研究了”。
虽然如此，本书是一部年谱，其所考辨的范围那样宽，所涉及的史料那么多，它的部头又是那么大，其中存在着一些错漏、不确之处，自然难以完全避免。并且，有些问题在撰写本书的20年前并不具备解决的条件，随着学术研究的深入，这些问题才有了解决的可能。这本是学术研究中常见的现象，令人感佩的是，傅先生在自己这部获得过好评的著作有机会再次重版（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8月）时，在篇幅本来不长的新版题记中，却用相当的篇幅不厌其烦地一一尔见缕了原书中存在的失误。这些失误有些是自己发现的，有些是参考近年来别人的相关著述后发现的，有些则是他人陆续指出的。对于后两种情况，他还在文中具列其姓名，以示不掠美之意。
利用重版的机会修改原作是常见的做法，本无特别之处。这里的不同在于，傅先生本来可以在书中径改，在后记中加一句“本次重版有所修订”即可。退一步讲，即使在重版题记中将这些失误分门别类地加以列举，也不必要将此文脱离原书单独发表，使这些失误昭示天下读与不读这本书的人。我读了这篇题记，所以眼睛一亮，原因就在于这种“自讼”式的文章现在真是百不一遇。在放眼一望满是自吹、他吹以及吹他的文章的时候读到它，无异于一片刺耳的噪音中忽然传来一股细弱而悦耳的乐音，一片浊恶的空气中忽然吹进一丝微薄而沁人心脾的清风。唯其细弱，唯其微薄，才显得尤其可贵。自然环境的污染，今天关注的人越来越多；学术环境的污染，我们却久处鲍鱼之肆而不闻其臭。不知它对于改善今天学术界的不良风气，是否能多少起到一点清新剂的作用？
傅璇琮先生是新中国成立后成长起来的第一批学者。这一辈知识分子数十年来经受了复杂的社会变迁，生活道路与学术道路都坎?不平，傅先生在为一位中年学者的书所作的序中曾感慨道，“人生总是有压力的，就我个人来说，二十几岁时就承受过难以想像的政治重压，现在也还不时有一些莫名其妙或所谓世态炎凉之压”（吴承学《中国古代文体形态研究》）。在这篇“新版题记”后面所附的补记中也说，中晚唐不少文人都曾卷入当时的政治纷争，他们很关心国事，关心社会，也极重视自己的事业，但他们终究受到各种打击，这之中有大的朝政问题，也有一些人的品德问题。并举出韩愈《柳子厚墓志铭》中那段有名的话，有些人在交往中，先是“握手出肺肝相示，指天日涕泣，誓生死不相背负”，而一旦友人失势，就“挤之又下石”，而且“自视以为得计”。傅先生在这里引这段话，到底是在谈古还是道今，我不能确知，明眼人当有能辨之者。
这其实并不足怪。大凡正直本色的知识分子，往往难逃这样的命运。早在韩愈的《与崔群书》中就有“贤者恒不遇，不贤者比肩青紫；贤者无以自存，不贤者志满气得”之语。若究其原因，还是陈寅恪先生的一段话鞭辟入里：
纵览史乘，凡士大夫阶级之转移升降，往往与道德标准及社会风习之变迁有关。当其新旧蜕嬗之间际，常呈一纷纭错综之情意，即新道德标准与旧道德标准、新社会风习与旧社会风习并存杂用，各是其是而互非其非。……值此道德标准、社会风习纷乱变易之时，此转移升降之士大夫阶级之人，有贤不肖、巧拙之分别，而其贤者拙者，常感受痛苦，终于消灭而后已。其不肖者、巧者，则多享受欢乐，往往富贵荣显，身泰名遂（《艳诗及悼亡诗》）。
到底什么是荣通，什么是穷辱；什么是幸，什么是不幸，事理又正有难以尽言者在。陈寅恪生前虽然倍感痛苦（此所谓“倍”，是其除了“精神”的痛苦，还有双目失明的“肉体”的痛苦），以至于郁郁之中“消灭”而后已，却终凭藉其深邃博大的学术成就和刚毅坚韧的人格力量，矗立于中国文化史上而臻于不朽之域。而那些窥时趋势、乘隙蝇营、溜须拍马、钻营投机，甚至不惜出卖人格以换取或保住禄位的人，自己也许“自视以为得计”，生前也许走红一时，而其声名则不待盖棺即已狼籍者，又何可胜道哉！
璇琮先生在这篇“新版题记”的“补记”中说：“一切都会过去，对有成就、有贡献的人来说，最主要还是看他本人的事业和作品。”正因为傅先生有这样的认识，他才能在不管来自何方、不论多大的压力下以不屈的精神和顽强的毅力坚持学术研究，从来不曾懈怠，取得了卓著的成绩，赢得学术界的广泛尊敬。
相对于启功先生来说，傅璇琮先生是晚辈，但在治学方法、学术品德乃至为人的道德准则上，傅先生都承接了上辈学者的许多优良传统和作风。近日读到傅先生的《〈李德裕年谱〉新版题记》，联想到多年前读到的启功先生的《自讼二则》，正仿佛看到了这两代学者间呼吸相通的学术品德与人格操守。与他们比起来，我们的生活道路比他们顺得多，研究环境比他们强得多，但我们是不是还有很多比他们差得多的东西呢？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