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5年“一二·九”运动中北平学生喊出的这句脍炙人口的名言，真可称得起是不朽的名句了，它足可以同古代文人笔下的诸如“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之类名句相媲美。它是同那场壮烈的抗日爱国运动同时镌刻在人们的心碑上的。
熟悉历史的人，仿佛记得这句名言出自清华大学的一个什么宣言中，但这宣言又出自谁的手笔，却不甚了了。不过，几十年来，人们都猜想，那当然是出自清华的才子们。
2001年7月25日《中华读书报》“家园”版有袁良骏先生《王瑶先生的妙语隽言》一文，文章最后说：“据说，1935年‘一二·九’抗日爱国运动那句‘华北之大，已经放不下一张安静的书桌！’的名言，就出自王先生笔下，不知确否？”
的确，王瑶先生1934年考入清华大学中文系，他一直读到1937年暑假，谁知在大考完毕回山西平遥家中度假时，却发生了卢沟桥事变，随即北平沦陷，清华南迁，直至1942年9月他才在西南联大复学。王瑶先生是个爱国的热血青年，1935年5月就参加了党领导的地下团体“左联”和公开团体“清华文学会”。“一二·九”运动时，他积极参加了抗日救亡的游行，“12·16”又参加反对冀察政务委员会的示威游行，遭到反动军警的殴打。后又在抬棺游行示威时被捕，关进陆军监狱，两个星期后才被释放。像王瑶先生这样一个爱国青年学生，他又是个出口成章的才子，如袁良骏先生所说，常有妙语隽言脱口而出，因而这“据说”也就很使人相信。
然而，王瑶先生生前又明明否定了这个“据说”。
现代文学研究家张恩和先生在《往事如烟》一文中回忆他同王瑶先生研讨抗战文学时写道：
有一次，我忘了从哪里听说，1935年“一二·九”青年学生爱国运动时，有一句全国皆知的警言———“华北之大，已经放不下一张平静的书桌”，是出于王瑶先生之口，便带着很大敬意地去问他是否当真。他躺在简易帆布躺椅上微微一笑，平静地摇了摇头，连说了两次“不是，不是”，连烟斗都没有从嘴里抽出。（见天津人民出版社《王瑶先生纪念集》1990年版）
笔者20世纪50年代负笈燕园之时，听人说这句名言出自黄诚之口。黄诚于1934年考入清华大学，1935年参加组织“一二·九”运动，他曾任清华大学学生会主席、北平学联主席，有《晨曦》一诗传世，诗中写道：“莫谓途难时日远，鸡鸣林角现晨曦”。黄诚于1941年牺牲于上饶集中营。名言出自他之口，也是可信的。
也听有人说，这名句是蒋南翔或黄华、黄敬所作。不过，熟悉他们的人会说，黄华（王汝梅）是燕京大学的，黄敬（俞启威）是北大的，虽然他们都是“一二·九”运动的领导人，但他们怎么会为清华写宣言呢？
因而这名言的版权究竟属于谁，一直是个悬案。
直到近两年，这才有了确切的答案：此名言出自《清华大学救国会告全国民众书》，此宣言于1935年12月9日发出，刊载于12月10日出版的《怒吼吧》第一期。宣言的作者是蒋南翔。
1998年，清华大学出版社出版了由清华大学和中国高等教育学会编的《蒋南翔文集》，文集上卷第三篇便是《清华大学救国会告全国民众书》。
郑天翔在《蒋南翔文集》序中就说得更为明确：
开卷第三篇是“一二·九”运动的宣言。这是一篇有重要历史意义的文献。南翔同志当时是清华大学党支部书记，是“一二·九”运动的发动者和领导者之一。他受上级党组织的委托起草了这个宣言，在1935年12月9日，以《清华大学救国会告全国民众书》的名义广为散发，“宣言”悲愤地指出，“华北之大，已经安放不得一张平静的书桌了”！
作为清华大学党支部书记和运动领导者，蒋南翔在起草宣言时，当然有可能会吸取别人的一些意见，甚至也会采用别人的一些语言，但他是宣言的执笔者，这名言版权自然应归他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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