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之接触流人问题，始得益于安阳谢国桢（刚主）先生。我家与谢氏有通家之谊，少时曾借书于谢氏，得读刚主先生所著《清初东北流人考》，为前此未读之书。见其对清初发戍东北之流人所作专门性研究，既钦其治学视野之广阔，复感其研究有裨于清初开国史的探求。后此则未见有关流人新作。20世纪50年代以来，历次政治运动中辄有因种种新账老账一齐算而遭贬谪者，西部荒漠及北大荒等地均有其人，虽下放、锻炼名目各异，而其实与流人差近。投鼠忌器，于流人问题之研究颇增忌讳。80年代初，海宇廓清，学术文化顿显新颜，有幸获识西北周轩、东北李兴盛二君，皆以流人问题研究自任，撰述探讨，卓有成就。周轩君为我素识，切磋交流，时有尺雁往还，并承不弃，邀我为所著《清宫流放人物》作序，深佩其僻居边陲，而能因地制宜，穷年累月从事“晦学”研究之精神。我识李兴盛君较晚，初仅书信往来，继又得读其惠我之大作。前二年，兴盛不辞千里，亲临寒舍，一倾积愫，固恂恂然一君子也。我虽曾粗涉流人之学，而视李君所著之精深，则瞠乎其后矣！1989年，读其所著《东北流人史》，深冀其由一隅而扩及全面，孰意不及五年，而百余万言之《中国流人史》又问世，李君用功之勤，投入之深，求之当世，
实不多见。我曾为此书做过鉴评说：《中国流人史》“是对流人问题进行全方位、多层次、各区域的完整论述，开创了流人史研究的新体系”。我通读《中国流人史》的最深感受是，他不把知识分子流人的遭遇作为个案，而是加以群体的系统记述，使之成为记述中国知识分子坎坷经历、不幸命运、悲惨处境而仍能百折不挠，利国利民，奋发向上的感人史诗。我读书未遍，关于流人史的研究，除周、李二君的著述外，其他专著、论文所见尚鲜，此流人学之所以为“晦学”也。究其缘由，愚意以为治此学者必需具备三条件：
其一，研究者必须久居边远戍地，对流人生活背景、岁月煎熬有亲临其地的切身感受，有一种为不幸者存史的激情冲动，乃以真挚的感情去探讨、研究、论述中国知识分子的忧患史，这是最重要的精神支柱。
其二，研究者必须具备发现挖掘史源、搜检考校史料和公允评论人物的学识底蕴与熟练技能。惟其如此，方能于人于事，持之有故，言之成理。方能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由个案至群体，由远古及近世，撰成诸种有关著述，使流人学之研究不数十年而蔚为大国。这是最重要的物质基础。
其三，研究者必须澹泊自甘，不急功好利，不艳羡荣华。以悲天悯人之心，阐幽发微；不偏不倚，还人物以本来。终其生而无怨无悔。这是最重要的史德。
三者言易而行难，周、李二君得天独厚，幸逢其会，一羁居西陲，一谋食黑水，耳听故老逸闻，目见流人遗迹，抚今思昔，思潮汹涌，笔端激情，油然而生。二君皆好学深思之士，穷年累月，孜孜不倦，广搜博采，勤于著述，颇见称誉于学术界，而李君兴盛所著连年问世，凡个案研究，文献记录，史事纵论，皆所涉及，涵盖可谓深广。今复出示其《中国流人与流人文化概论》，捧读之余，欣悦不已。兴盛倾历年之积存，更于《中国流人史》之基础上，总结升华，成此论集。从此，有史、有论、有著述、有文献，足称专学之规模。
创建流人学之建议虽发自商传君，而身体力行者则惟李君兴盛。兴盛之辑《中国流人史与流人文化概论》，虽为辑录其于流人问题研究中之理论观点，实则寓构筑流人学框架之深意。书分上下编，上编阐述有关流人与流人文化之理论问题，诸如流人的分类、流人史的分期、流人文化的界定与特性、流人历史作用的评价等等；下编为文选，辑与撰者与其著作有关之资料，可备了解兴盛治学历程与所获成就之参考。
流人学的成立是兴盛的一个梦，他自谦目前是“残编寻旧梦”，我看他已在日益走近“全编圆美梦”的佳境。他自勉是“攀登今未已，风雨正兼程”，我则以耄耋之年真诚地期待流人学不久将在社会科学的学科分类表上堂堂正正地占有一席之地。流人学之跫然足音，殆已日近一日。兴盛其勉旃！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