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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薄一波同志在《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忆》一书中指出：“1958年到1960年，在我国历史上习惯称为‘大跃进’的年代。发动‘大跃进’，是我党在50年代后期工作中的一个重大失误。”在那“重大失误”的“大跃进”的年代里，唯心主义的浮夸风无孔不入。陈毅、赵树理和聂绀弩，凭着一颗正直之心，同时感到了浮夸风泛滥成灾的严重性，写出了讽刺或批评“大跃进”浮夸风的诗篇。
1959年11月1日，元帅诗人陈毅偕夫人张茜回到阔别了36年的家乡———四川省乐至县视察。乐至县地处川北，是土质瘠薄、石骨嶙峋的丘陵地区。可是由于当时浮夸风劲吹，这个落后的山区县竟被“吹”成了全省的一面“红旗”。因此，当时到乐至参观、学习的人络绎不绝，盛况空前。
离乐至县城5华里的仙鹤公社境内，有一个较大的石山坡，被称为“高产卫星坡”。陈毅在车内听说公社把全部人力和物力都投在高产地上，观车外排排队队男青年正在深翻土地，一队队送肥的姑娘挑着沉重的担子在穿行。啊，这就是高产地里的“大兵团作战”！陈毅看着这一切，苦笑着，不时地摇摇头。
陈毅来到“卫星坡”下，走下车来，拄着拐杖，健步攀登。随行的人们也纷纷下车。
陈毅问：“这个坡，过去种什么？”
一个干部回答：“原来可耕地少，种小麦、包谷，产量很低。”
“现在呢？”
“现在靠公社的力量，荒坡换新颜。今年全县小麦平均亩产501斤，这高产地已过千斤关了。”
陈毅幽默地叹道：“啊，不简单啊不简单，荒坡过了千斤关。”
来到山上，陈毅时而远眺远方，时而瞧着近处，很少说话。人们以为这位著名的元帅诗人要作诗，正在构思，于是有人便凑趣地提议说，“陈老总，你多少年不回乡了，家乡的山山水水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你不妨吟首诗，述述乡情吧！”
提起作诗，陈毅的诗兴可真来了。他笑了笑，点点头，爽快地说：“嘿！你们的兴致倒不错。要我作诗，可以的。但你们得先算一算一道数学题。”接着他严肃地说：“高产地占不到整个公社土地的1／5吧！你们把全部人力、物力集中在高产地搞‘大兵团作战’，荒掉了4／5的土地，这真能增产吗？假如一亩产500斤，5亩就该产2500斤。一亩高产地能产2500斤吗？你们为了争红旗，就只有吹牛、说谎。是不是？”陈毅越说越激动，停了一下，继续说道，“吹牛不犯死罪，可我们共产党是执政党，我们也吹牛，那是要害死人的。”他用拐杖指着脚下的坡地说：“这个坡，要是建成桑园就好了，因地制宜嘛！何需花那么大的力气修公路？”
人们听着陈毅的谈话都沉默了。过了一会，陈毅大笑起来，说道：“你们不是要我作诗吗？好，我就来诌上几句，赠给诸君。”随即，便一句一句朗诵起来：
今日话乡情，
情真意更诚；
好大喜功事，
万代招骂名。
在场的人听了，有的惊叹，有的称好，有的愕然。陈毅这首讽刺、批判“大跃进”的诗，表达了一个无产阶级革命家忧国忧民的诚挚心情，反映了他实事求是的精神风貌，具有深刻的现实意义和历史意义。
1958年11月14日，中共山西省阳城县委作出全党全民动手创作的决定：“党委号召，书记挂帅，全党动员，全民执笔，苦战3个月，立说40万，精选一万篇，著书100册。”在县委的号召下，10天之后，阳城县一中师生“第一个卫星提前上了天”。他们的“先进”经验是“三想三写加二抓”：“即劳动时就想，休息时就写；走路时就想，坐下来就写；吃饭时就想，放下碗就写；抓时间，日以继夜地写；抓事实，一件事要推想它联系的一切。”
刚被任命为中共阳城县委书记处书记的著名作家赵树理来到阳城时，一个月的苦战已经结束，人们正在接受1959年的创作任务。该县一个仅有32人的剧团，就要完成诗歌6万首，大型剧本40个，中型剧本100个，小型剧本1500个，还要演出大小节目5300个场次。赵树理听后禁不住哈哈大笑，说：“要是真能这样，作家就该失业了。”
共青团阳城县委召开青年大会，动员大家放“文艺卫星”，特请赵树理去讲话。不料他劈头就说：“我给你们泼冷水来啦！我一个专业作家，一年还写不好一本书。诗是语言的精华，你们一个晚上怎么能写出几十首呢？别说放‘卫星’，我看连个‘起火’也放不成。你们年纪轻轻，可不能养成吹嘘夸口的毛病！”
然而，当时“大跃进”势不可挡，赵树理的讲话丝毫不影响县团委书记布置放“文艺卫星”的任务。这个县团委书记指示道：各机关团员，每人在1959年出版作品100篇……
赵树理听了哭笑不得，默默退出会场，回家后顺手写了一首幽默风趣的讽刺放“文艺卫星”的打油诗《招生广告》：
人道作诗难，
只因作得少。
一天二百首，
一月管保好。
你若无啥写，
题目向我讨；
硬自《钢铁歌》，
软至《她来了》，
随便写一个，
然后找材料。
“手呵动地手”，
“笑呵圆的笑”。
莫谓人不懂，
难懂方为妙。
我住天字街，
门牌第一号。
祝尔准诗人，
前来把名报。
1934年就参加中国共产党的著名杂文家、古典小说研究家、诗人聂绀弩，1958年被错划为“右派分子”开除党籍，来到北大荒八五○农场第五队劳动。1959年某月的一天夜晚，劳动队负责人突然宣布，要每人每天至少写一首诗。说是上级指示，全国一样，无论什么人都要作诗；要使中国出多少李白、杜甫；多少鲁迅、郭沫若。这个要求一传达，马上引起全体震惊和骚嚷。他们每人炕头立即都点上一盏灯。这房里是两条每条可睡几十人的长炕，一时百来盏灯点亮起来，满屋通明，甚于白昼。并且立即抽出笔，拿出纸，沙沙作响地划起来。但同时，大家又几乎都在嚷不会作诗，自己是文盲、半文盲等等。那些没有文化的人，都来找聂绀弩替他们写，以便完成任务。那时，白天劳动已经很辛苦、劳累，聂绀弩年纪又大，晚上还要熬夜写诗，实在不好受。
对于这一人人天天都要写诗的浮夸风，聂绀弩曾写了七首诗《集体写诗》，予以讽刺：
一
整日田间力已疲，
下工回屋事新奇。
解衣磅礴床头坐，
万烛齐明共写诗。
二
旧诗难做做新诗，
一句一行排列之。
谁说一遭诗便好？
做诗从此奠初基。
三
笔于纸上沙沙响，
气在口中虎虎吹。
得句何须皆诗意？
集体吟诗事便诗。
四
人物风流最此时，
江山至美古无之。
社会主义歌难尽，
一夜须吟万首诗。
五
低头笑问老头儿，
我本文盲做甚诗？
你替胡诌三两句，
明朝任务我完之。
六
诗人舍你更为谁？
枪杆政权豆麦诗。
唯大英雄甘木讷，
是真风雅不嘘吹。
七
诗歌只是你家私，
藏在胸中自不知。
今日文盲勤学习，
有朝开口便成诗。
（摘自《中国现代名人诗词逸事》，黄子云著，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年6月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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