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浩生，1945年为《中央日报》记者，继而为《东南日报》驻日记者，写了大量有影响的政治报道。50年代初赴美留学，后在美国耶鲁大学执教。他创办了“海外观察”专栏，成为联合国注册记者。1973年他重返祖国大陆，以一系列报道为海外华人认同祖国做出了贡献。
年前，我突然收到一份寄自云南的邮件。打开一看，是云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一本书《童年的回忆———云南民族工业开拓者浦在廷之家纪事》，书中夹有一信，信末的署名是书作者浦婵珠女士。信中说她看到我写的有关赵浩生先生的文章，猜度我和赵先生熟识，故请我帮她和赵先生联络，或告知如何与赵先生联系。
浦女士之所以想和赵先生联络，是因为她仍在继续有关她们家族往事的记叙，而在30年代，赵先生曾和她们家族一位女性成员有过短暂交往，然而这位女性却不幸早逝，如今已鲜有能道清那段尘封往事者。
读罢信中文字，再看书的副题“云南民族工业开拓者浦在廷之家纪事”，我蓦地想起在一次和朋友与赵浩生先生聚谈时，他曾欲言又止地提起，他在不寻常的时期与云南浦家人有过不寻常的接触。七八年前，我写了《纵横捭阖无冕王》一文，讲了几段赵先生从《中央日报》记者到执教美国耶鲁大学漫漫人生中与国、共领袖接触的传奇故事。文章以他解说人生最富魅力的三件事干革命（广义的，指与浩荡历史潮流俱进而不袖手作壁上观）、谈恋爱、当记者收尾。一些看了文章的朋友对我说：干革命，当记者，皆有交代，惟独谈恋爱，未从文中觅见只字。于是，在那次聚谈时，我便对赵先生说：“您的人生最富魅力三件事，只讲了两件，读者们认为我没能让他们了解到一个完整的赵浩生，所以请您成全我，把‘谈恋爱’这块空白给补上吧。”
临近耄耋，回忆情窦初开的往事，总会引起“凤楼人远箫如梦”的牵魂枨触，不到火候，这久经岁月覆盖的心灵深处不可能轻易开启，我也没抱太大的希望。果然，赵先生说：“我可以说，但你现在不能写，我们就还是先放一放这个话题吧。”
然而赵先生还是在一不留神中，说起了他在纽约的一个贸易洽谈会上偶然遇到中国技术进出口总公司驻美国代表处的副代表浦莎莎。
“我得知她名字后，就说你是不是云南人？她说有一半云南血统。我又问，是不是云南的宣威？她说是。于是我进一步追问，你家和宣威的浦在廷家有什么关系吗？她说当然有关系，那是我外公啊。”
赵浩生当时问浦莎莎，知不知道她们浦家有个叫浦骊珠的？她现在情况怎么样？浦莎莎说这她不清楚，但她知道她舅舅家的女儿，名字中都带一个“珠”字，所以她推测浦骊珠，应该是她的一个表姐。可她因为是解放前夕才出生的，年龄比那些表姐要小得多。她说等我回国问问我妈妈。
“我对她说：‘你回国后务必帮我打听一下浦骊珠现在的情况。我在三十年代后期曾到过云南的宣威，搞抗日宣传活动，认识一个叫浦骊珠的女孩。当时她大约十六七岁，长得纯洁甜美，我曾默默地喜欢上了她。我那时刚刚二十出头，也许这就是最初的朦朦胧胧的初恋吧。一个人对自己的初恋，是终生都不会忘怀的。’”关于和浦家闺秀的事情，那次赵先生也就这样点到为止。
一晃数载，要不是浦婵珠寄书来函，我都快把此事淡忘了。我和赵先生的接触，向来都是由一位好友联络安排，我随即给那位好友打电话，问明了与赵先生联系的方式，复信告诉了浦婵珠女士。
在这之后，我翻开了《童年的回忆———云南民族工业开拓者浦在廷之家纪事》。在“啊！我的二姐姐”一章中，我看到了这样一段记载：
“小姑奶奶和大姐相继去世后，父亲将二姐和三姐叫回县城中学读书，可能当时父亲认为让女儿守在父母身旁念书，要比在三、四百华里外的省城放心得多。可是没过多久，二姐精神就失常了。可怜的二姐，她当时仅仅18岁，怎么就会精神失常了呢？对于二姐得病的原因，我一直也没有完全弄明白，因为大人们说起此事总是闪烁其词，可能有些事不愿让我们小孩子知道。但我还是打探到了一些不太肯定能够的说法。一种说法认为大姐和小姑奶奶的死，对于二姐精神刺激太大了，她不仅失去了自幼朝夕相处形影相随相亲相爱的姐姐和挚友，而且满腔热情要奔赴抗日前线的希望也因此落空了……另一种说法是二姐在省城上中学时曾与一位青年男教师默默相爱，当二姐回家乡读书后，他们之间就失去了联系，后来听说那位教师到了抗日前线，再后来又传来了他牺牲的消息，这对于一个尚处脆弱年龄的少女来说，打击实在太大，是精神承受不了的，因而她绝望和迷惘，心神飘忽，无所适从。但大人们说那是人们瞎编乱说的，二姐年纪尚轻，根本就不可能有什么爱人。所以一直到最后，我仍没有弄明白二姐精神失常的原因。
我只记得那时的二姐，经常一个人坐在花园的角落里，凄凉地看着那被秋风扫落的遍地枯黄落叶和残败凋零的花瓣。时而又抬起头来，用失神的目光呆呆地凝视着深邃的天空，那一刻目光像一泓深不可测的湖水，好像已陷入了一种虚无缥缈的梦境，她似乎要在那茫茫无涯的天宇里去寻觅一个失去的灵魂。……慢慢的她又似乎从噩梦中苏醒，对着清冷的残月唱着一支支凄婉而悲凉的歌。这些歌有的是她原来唱过的，有的是她自己编的歌，她一遍又一遍地唱着，越唱越凄楚……
不久，二姐就去世了……”
浦婵珠在书中交代，她的二姐叫“浦丽珠”，与赵浩生先生刚提起话头就按下不表的浦骊珠谐音，虽然书中写作“浦丽珠”，而不是赵先生所云：“马字旁，加个美丽的丽。”但我猜想他们说的应该是同一个人。
阖上书，我曾做那年轻教师是赵浩生的推想，亦生出种种疑窦。综合赵先生对我回溯的人生片断，三四十年代之交，他正读高中，好像直至离开祖国大陆，他也不曾有过执教的经历；如果他确实在云南谋得教师职业，为什么会突然离去；倘若他真与浦骊珠倾情相恋，又缘何一分手便音信杳然……关于这一切，如今大概只有赵浩生先生能说得清了。
今年暮春时节，友人告诉我赵浩生先生又来到祖国大陆，仍在王府饭店下榻。第二天，即接到他的电话，问我是否认识浦婵珠女士，并告我他也收到了浦女士的书。
“看了书我才得知浦骊珠的不幸结局，那段痴情的凄婉描写，使我的心久久无法平静，当年浦骊珠那楚楚动人的音容，一次又一次浮现在我的脑海。你这两天若有空可过来一起午餐，如果你有兴趣，我现在倒是很想把那段故事讲给你听。”
故事还得从抗日战争爆发，赵浩生被逼着向西南而行说起。
抗战爆发后，赵浩生曾像当时所有追求光明的热血青年一样，想奔赴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根据地延安。但他父亲并不认为那是自己儿子该走的理想之途，便亲自“押送”儿子到了汉口，继而转托一位朋友监护儿子，去国民党政府的战时首都四川重庆。
就在汉口，父子碰上了日军的空袭，父亲一位朋友刚分娩的妻子和婴儿，在轰炸中双双罹难。帮助父亲的朋友料理完丧事，赵浩生夜不能寐辗转反侧，他感到自己有责任把目睹的日军的罪孽，告知广大的国人，用亡灵的遗恨，播下复仇的种子。虽然他刚刚踏进高中的门槛，虽然他从未研习过新闻技法，他只是将一腔喷薄的赍恨倾注于笔端。
几天后，武汉日报刊载了长篇通讯《所种子，不是死尸》，署名赵浩生。通讯的文字或许难脱稚嫩，但如泣如诉的写实，以及字里行间澎湃着的狂潮般义愤和振聋发聩的呐喊，不仅感动了发稿编辑，感动了读者，也感动了他自己。他生出对当记者的向往，同时也感到宣传的作用。
赵浩生到达重庆时，正赶上教育部在招集流亡学生，组织宣传队，从事抗日宣传鼓动工作。宣传队由教育部的职员带领，吃、住、行由政府张罗，赵浩生随即加入了进去。不久宣传队到大后方进行流动宣传，赵浩生随队去了云南。他们先是在昆明，继而分成若干小组奔赴县城和村镇，赵浩生和几位队友去了滇东北的宣威县。
他们在县城的一所中学里，组织了一个抗战歌咏团，成员多数是当地的中学生，赵浩生负责教他们唱抗日歌曲。实际上当时的赵浩生连五线谱都不识，“但是我胆子大一点，脸皮厚一点，又有一股爱国激情，便在山乡僻壤区域成了一名声乐老师。”
几天的歌教下来，赵浩生发现歌咏团里有一位女孩子，特别引人注意。她眼睛大大的，如秋水清扬，“夜星似的在朦胧的昏暗里温柔地闪耀着。”特别是她有着像唐代诗人杜牧形容的“娉娉袅袅十三余，豆蔻梢头二月初”那样一种清纯质朴。
每次上课，她总是早早地就来了。而下课以后，她却在教室里逗留好久。年轻的爱国的热情的聚集，抗战歌曲渲染起的氛围，仿佛对她有着极大的吸引力，她在排练时非常的投入。女孩的身体显得十分纤弱，而恰恰是这种纤弱，更衬托出她面庞的娟好和楚楚动人，就像经典名著《红楼梦》里描摹的那种林黛玉式的病美人。赵浩生曾问浦骊珠，是不是身体不太好。浦骊珠说她染上了肺病。在《童年的回忆》一书中，就有浦骊珠的小姑奶奶浦济真、姐姐浦掌珠因患肺痨在这段时间前后去世的交代。
患肺病的病人有一个明显的症候，就是脸颊绯红，像绽放的粉红色桃花。特别是每当下午上课的时候，她脸颊的两抹绯红，更明显地印在她的腮靥。每想到这动人的美丽，竟然是病魔缠身所至，怜爱的情愫就在赵浩生心底隐隐而升。
赵浩生时常搅动脑汁寻觅出种种话头，故意和浦骊珠说上几句话。就是这么几眼顾盼，几句自然的交谈，使他们都互相生出了好感。诚如贤哲康德所说：“好感是爱的要素，它使一个人承认另一个人的价值。好感可以冲破个人的内心世界单独的日常存在的樊篱……”
他们的关系，也是从好感开始，一点点向朦朦胧胧的缱绻延伸。因为浦骊珠每天都来得早，赵浩生便也每天早早地来到教室，这样就有了和她单独在一起的机会；下午，只要浦骊珠不走，赵浩生也就留在教室里。
一天，浦骊珠又与赵浩生不约而同地早早来到教室，她拿出一听云南火腿罐头，带着几分羞怯，几分缠绵地塞到他手里。这一刻的心情，赵浩生先生没有具体描述，但不难想象。自赵浩生上初中始，就得到从事教育工作的干娘余芳馨的关爱，继而有了几位干兄弟，又结识了一群志同道合的同龄人，从此他的精神和思想感情世界，渐渐地充实起来。然而敌寇的残暴入侵，迫使他离乡背井，那些亲密无间得像兄弟一样的挚友，突然天各一方。
加入抗日宣传队后，虽然融入了新的青年团体，有了抗日工作的忙碌，但“独在异乡为异客”的他，总不免对昔日的亲情关爱、挚友间砥砺交流的追思怀念。一种难以排遣的孤寂，常在夜阑人静之际攫住他的心头。
此时此刻，在远离亲人的大西南边陲小镇，一位刚刚相遇相识不久的少女，默默地塞过来一听罐头，使他一下子重又沉浸于久违的亲情。品尝着云腿美味，不单口胃余香，更有抚过心灵的温馨。打这儿以后，她每天来上课，都会给他带一听罐头。
赵浩生记得，罐头的商标上写着“浦在廷兄弟食品罐头公司”，想到她的名字叫“浦骊珠”，他猜测她和这个开罐头公司的浦在廷，有点什么亲缘关系。后来，熟悉了，聊得多了，他知道了她是曾积极支持孙中山北伐讨袁的云南著名实业家浦在廷的孙女，商标上的“浦在廷兄弟食品罐头公司”就是由孙中山题写的，孙中山还曾为浦家题字“饮和食德”。
当时赵浩生教习和指导排演的抗日歌曲很多，有铿然激越的，也有悲壮沉郁的，还有深情低徊的。激越的有《救亡进行曲》、《打回老家去》、《抗敌歌》；沉郁的有《松花江上》、《长城谣》……
《柳条细》无疑是属于低徊一类的：“柳条细呀，柳条长，姐在山边放绵羊。羊儿低头吃青草，姐儿低头缝衣忙。缝衣忙啊为哪桩？尔夫要去打东洋。亲手缝衣温又暖，勇气百倍上战场。上战场啊敌难挡，敌难挡啊我军气旺。打退敌人好还乡，山坡底下同放羊。”
还有一首叫《日落西山》的小调：“日落西山漫天霞，对面山上来了一个俏冤家。眉儿弯弯眼儿大，头上插了一朵小茶花。哪一座山上没有树，哪一片田里没有瓜？哪一个男子心里没有意呀，要打鬼子可就顾不了她。”
当追溯和浦骊珠相遇的往事时，在赵浩生心头袅袅飘拂的，更多的是这悠思绵绵的低徊旋律。他还清楚的记得，在他教了这首歌后，浦骊珠充满感情地唱着“柳条细呀，柳条长……”的情景。固然，大敌当前，危亡悬系，但这并不扼杀和泯灭人们心灵中美好情感的滋长。美好的情感，并不销蚀救亡的斗志；相反只有心中珍藏着甘甜美好的想望，才会义无返顾地投身御侮救亡的战场，争取和平宁静的生活早日来临。
正因为如此，赵浩生心底有关浦骊珠的记忆，也都是那样的美好。他记得当时的浦骊珠满口的青蓝官话，语音悠扬动听。“你”云南人习惯说成“你家。”“你好吗？”说出来是：“你家可好尕？”每天清晨见面，赵浩生都会听到“你家可好尕？”的轻声问候，简简单单，却凝集了一个少女对一个小伙子的朴素关爱。黄昏，当两人不得不分手的时候，赵浩生更对她的临去秋波那一转微微心颤。于是，他也有了和加缪同样的黄昏感观：“在这短暂的黄昏时分，有某种转瞬即逝的、忧伤的东西笼罩着。”
“我们没有丝毫的体肤的接触，甚至没有相互碰一下对方的手。我想我们的情感是那种少年维特式的、非常稚嫩纯真的”，赵浩生如是追忆。但这种圣洁的情感，却因他们的匆匆分离中断了。在到宣威接近一个月的时候，赵浩生突然接到宣传队员返回昆明的通知。他把这消息告诉了浦骊珠，浦骊珠对赵浩生说，她也正准备去昆明，到省城的昆华女中读书。赵浩生本以为他们将会在昆明邂逅，可是———
“我们这些到云南搞宣传的人员在昆明呆了一段时间，但却始终没等到浦骊珠的到来，我猜测不出是什么原因。又过了一些日子，我们就奉命回重庆了。走的时候，带着未能等到浦骊珠的失落。我和浦骊珠从此失去了联系，再也不曾见面。”
离开宣威后的许多日子里，赵浩生常常会想念浦骊珠。他的想念，都不是缥缈的意绪，“一想起她，眼前就浮现出她那皎洁如月轮的大眼睛，那悄然塞给我宣威火腿罐头时的脉脉温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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