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秋天，图平根的另一名大学者兼作家瓦卡特·延斯来信称：马耶尔教授说话成问题了！我不禁大吃一惊：离开他仅仅八九个月的时间，难道他竟会“老”得那么快吗？！我立即通过马耶尔在中国的昔日学生和好友严宝瑜教授把这消息告诉了马耶尔在魏玛的高足舒伯特教授，舒伯特立即专程去图平根看望马耶尔，回来报告说：没有那么严重，只是偶而有点语塞现象。经过这场虚惊，我们又放心了。约两个月前，马耶尔在国内外的学生和朋友们又在奔走相告：马耶尔被他执教多年的莱比锡市议会授予“荣誉市民”称号。这确是值得欢呼的大喜事，一个人能被这样一个享誉世界的大都市授予殊荣，说明他在这个城市历史上将是不朽的，至少将有一条重要街道以他的名字来命名。大家以为，这件事将会有力地激发马耶尔的生命活力，帮助他抵御自然规律的进逼。
然而，自然规律毕竟是无法抗拒的！一个意外的噩耗终于传来……
如果说，当今人生70不算稀，那么人生90该是堪称“稀”的了，何况马耶尔享有94岁的高寿，应是自然“老”死的，当为他做“白喜事”才是。但我确实为他的死感到悲痛。因为我切切实实受过他的极为有益的教诲。最初接触是在1979年，他第一次访问我国。他在北大的一次讲演，有听众问：在现代德语国家文学中，您认为谁是最重要的作家，他毫不犹豫地回答：“弗兰茨·卡夫卡！其次是托马斯·曼和布莱希特。”这使我既意外，又惊喜。因为当时我正开始研究卡夫卡，虽然认为卡夫卡很重要，但其地位绝不会在托马斯·曼之上。随着后来对西方现代文学的进一步了解，证明马耶尔的论断是站得住的。这一论断成了我们研究现代德语文学的纲领性指导思想，因为它牵涉到一批奥地利现代重要作家的总体评价。就在那次演讲中，马耶尔讲到一件有趣的轶事：1956年平息匈牙利动乱时，时为文化部长的卢卡契在被苏军押往苏联途中临时关在罗马尼亚一座古堡里，一向对西方现代主义文学持批判态度的卢卡契，这时似有醒悟，说：“卡夫卡到底是个现实主义作家！”后来我在卢卡契1958年写的一部著作中，果然看到卢卡契的这一观点。由马耶尔传出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权威卢卡契的这一观点在当时情势下无疑为卡夫卡
这位西方“颓废派”作家的“入境”开了绿灯，从而为我的卡夫卡研究搬开了路障，增添了信心。
在我研究卡夫卡的过程中，一次最受启发的开导也是来自马耶尔。那是1991年5月，我第一次去他图平根的家中看望他。当我向他请教有关卡夫卡的问题时，他说：“在我研究德语文学史的过程中，我发现有两位作家是从文学外走来的：一位是（19世纪初的）毕希纳；一位就是卡夫卡。”马耶尔的这一见解不啻是真知灼见。它阐明，文学的概念不是永恒不变的。随着人们审美意识的变迁和时代内容的变化，它的概念和特征也发生变化，因此原来从正统眼光去看的“非文学”，这时成了正宗的文学。所以在马耶尔看来，卡夫卡的贡献在于“他改变了德意志语言”。这就是说，卡夫卡的作品改变了文学固有的话语方式和审美特征。这里马耶尔与卢卡契划清了界线。卢卡契把那些一度处于“文学外”、“艺术外”的文艺即我们现在称之为“现代主义”的文艺统统视为“非文学”、“非艺术”而加以拒绝。无怪乎马耶尔于1946年出版的成名作《毕希纳和他的时代》一书改变了德国文学史历来对毕氏这位天年只有24岁的天才作家（1813———1837）的评价，指出了毕氏不仅是19世纪30年代的杰出革命家、思想家，而且他的那些“非文学”的作品，首先是戏剧经过一个世纪的跋涉，终于走到了“文学内”，被越来越多的人公认为
表现主义戏剧的先驱。以致他那部作为表现主义戏剧始作俑者的《沃依采克》被奥地利作曲家A·贝尔格改编并谱写成歌剧后，成为现代主义音乐的代表作之一！这些不能不归功于马耶尔的与时俱进的艺术视野和美学慧眼。
提起他的美学慧眼，不禁又使我想起最后一次与他的会见。谈话是在宽大的方形厨房兼餐厅里进行的。有两面墙通体都是玻璃，使室外花园和涅卡河畔的雪后景色尽收眼底。他一边请我吃点心，一边与我交谈。他问我目前在研究什么，我说在研究卡夫卡的美学思想。他情绪立刻活跃起来，说：“这是个有意思的课题，可惜在德国反而不大有人研究。”我说这方面想请您指教。他想了想说：“您看到了没有，卡夫卡的作品读起来让人觉得冷峻不过，但又富有幽默感。”我说这就是人们常说的“黑色幽默”吧？他说：“对，对，对，一种悲喜剧的审美情趣。”接着我把构成悲喜剧的各种艺术手段和技巧提出来向他请教，他一一作了肯定和补充，最后我问：“在悲喜剧这点上，德语文学中还有迪伦马特与卡夫卡有些相仿，对吗？”“可以这样说，”他说，“但也有一点差别：在迪伦马特是内容首先服从审美的需要，而在卡夫卡则是审美首先服从内容的需要———对于卡夫卡来说，表达是第一位的。”关于迪伦马特的交谈，早在他第一次访华时就开始了。那时当他知道我对迪伦马特也感兴趣时，很是高兴，说：“啊呀，早就道我应该把那本书带来送给您了。”他指的是刚出版不久的《论迪伦马特与弗里施》（1977）一书。后
来我读了该书后，果然不愧是大手笔，有的高见后来被引用在我的文章里。
我之所以痛悼马耶尔教授，还因为他的学者人格备受我激赏。虽然每次去他府上见他孤身一人却始终未敢启问他为何终身不娶，但从他对学术的投入即可判断：他把整个一生都献给学术了！跟他接触获得的第一个印象是，他的时间观念极强，一切社交礼节、客套都服从治学的需要。见面后坐下来就直奔主题，交谈学术问题。
马耶尔的学者人格给我的另一个深刻印象是他的学术尊严感。这主要是从一个教训中得来的。1994年夏他来北京接受北京大学授予的荣誉教授称号。乘此机会我们邀请他来社科院作演讲，并安排一位相关的副院长在一家餐馆设午宴款待。
老人事先可能没有把翻译所占的时间估计在内，至12点半他的演讲还没有结束，而院长已按时去餐馆恭候他了。我们很焦急，不得不请陪同他的舒伯特教授悄悄提醒他一下，但他没有理会。快到下午一点时，我们焦急了，又不得不通过舒伯特教授请他赶紧结束演讲，他无奈地遵从了，但生了一肚子气，抗议说为什么不让他把报告作完？！……这使我们十分意外和尴尬，并且心里对老人这一态度颇不以为然：怎么不给东道主留点面子呢？后来我注意到德国人对待学术报告普遍的那种严肃认真，那种鸦雀无声，领悟到老人的态度是可以理解的了：如上所说，在他是学术比礼仪更尊严，而我们则把礼仪看得更重要。从根本上说，在我们的观念里还没有建立起学术的尊严！而马耶尔则不顾一切地在为捍卫这种尊严而抗争。与此有关，他秉性正直，敢于直言，始终坚持独立人格，不管欧洲风云变幻，他的基本政治态度和观点始终如一。
在这个精神地盘日益丧失的年代，学会汉斯·马耶尔这种精神和人格，也许是今天的知识者还能够赖以自卫的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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