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已早售完，去年二月的版税是旧版书的最后一次版税。《淘金记》、《还乡记》都是去年年底重印的。书店会计部另有回信寄给您。”7月25日，致信范泉说：“据寄上，请查收。原稿收到，谢谢。要是方便，请您再寄一本刊载《惩戒室》的那期《文艺春秋》。”8月14日，在信中告知敬之：“版税这期有四十多万，已嘱书店通知重庆分店转汇。”10月26日，又告诉敬之：“我已与会计科讲好，预支版税五十万元，由渝转来，今天同时寄一信给济生，请他照办。”12月21日，对来约稿的《文艺春秋》杂志主编范泉“诉苦”道：“近日仍忙着看校样，新春随笔之类无法写，请原谅。稿费当于见面时奉还。”12月29日，接着告知敬之：“版税已嘱书店早汇，大概仍由重庆分店划付，不过书店办事难免不拖几天。”再查巴金1949年6月至8月的书信，向人告知的也多是“编辑”、“写作”与“人事”方面的苦恼。如6月10日致作家田一文书：“我一直忙，《安娜》也有几十页待OK。房子问题弄得我头痛。我实在无法写信给你。”又如8月29日致友人书：“我去北平前几天朗西夫妇约了几个朋友跟我吵，要我交出文生社，我答应回沪后办交代。现在是康嗣群做总经理，朱洗做董书长。我无权请你回来了。”……“敬之”是此时作家沙
汀在四川安县家乡隐居时的化名，他当时就用岳母黄敬之的名字与人通信，包括向巴金催要版税。（《巴金书信集》）
纵观巴金一生的思想追求，上述文字难免给人“世俗”的、同时也非常真实的印象。那场决定着民族生死命运和前途的战争，对巴金好像没有太大的触动。当上海已经“城破”，浓厚、刺鼻的硝烟还在街道上到处弥漫时，他关心的却是文学作品的出版问题，是“版税”、“写稿”、“人事纠纷”和其他一些看似琐碎的编辑业务。然而，它们却透露出了一个重要信息：1948年前后的巴金，仍然是一个视文学如生命的作家。事实上，巴金一生都是以一个勤奋的“作家”和态度诚恳负责的“编辑”的形象，留在中国现代文学史厚厚的大书中的。这是他给自己、也是历史给予他的“定位”———只不过在50至70年代暂时“偏离”了一段时间而已。当然这是后话。我们关心的仍然是：就这时巴金真实的心态和处境看，在历史的“转折”关头，他是怎样安排与筹划自己的文化命运的？而这种“安排”与“筹划”，他对现实所采取的应对态度，对一代作家未来的命运究竟会意味着什么？巴金是自觉地投入大革命的怀抱，真心诚意地选择了历史的吗？如果不是，那它又显示了怎样一种思想命题？这些问题，都值得我们今天重新去思考和研究。
让我们再把“镜头”摇回到1948年。需要指出的是，他毕竟不是一个悲观的宿命论者，“早给千百万读者留下深刻印象的巴金，他才四十五岁。如果人生以百年计，无疑这是他一生中最佳的年龄”。而且与鲁迅、郭沫若和茅盾等人相比，巴金为人和作文都要“单纯”得多。解放军进入市区之前，就有人劝他移居海外。但当年5月的某天，一位“不速之客”的突然到来，无意之中却调整了巴金稍感不安的心灵的“天平”：“有个戴着眼镜穿着解放军制服的中年瘦个子来霞飞坊五十九号，他径自跑到楼上巴金家中，用双手紧握住巴金的手不放。原来他不是别人，正是巴金在1934年认识的在鲁迅身边工作过的黄源。”（徐开垒《巴金传》）黄源是在抗战中参加新四军的，他现在的身份是上海军管会文艺处的负责人。如果说巴金对经过土地革命和抗日故争、解放战争，从山沟里走出来的中国共产党还比较陌生的话，那么他却非常熟悉老朋友黄源。在某种意义上，黄源对巴金就是1948年的中国共产党人，他是一个既具体又亲切可信的存在。他就是一个无形的“资信”。正如鲁迅是通过瞿秋白、冯雪峰、胡风等左翼文人认识了中国共产党一样，巴金也通过文坛老友黄源认识了一个新的时代。翻读巴金这一时期的文章，这一渐渐培
养起来的“信任感”，给人留下了十分触目的“印象”。在《一封未寄的信中》，他第一次称那些党员作家为“朋友”，他说：“我称你们做朋友，你们也许不认识我”，“虽然我叫不出你们每个人的名字”，“可是站在你们旁边，我没有一点陌生的感觉。”他也学会了用这样的词语表达自己的感情：“我从中国的上海来。上海，这个国际闻名的城市，肩人称它是罪恶的城市，有人称它是冒险家的乐园”，“在这里小孩挨饿，妇女受辱”，“劳动力毫无原因地被浪费，被糟蹋。这就是帝国主义一百年来的成就。”（《巴金选集》第九卷）他甚至还劝老友与人谈谈自己的“思想问题”。（《巴金书信集》）显然，在一个有自由主义色彩的作家和编辑身上发生的“转变”，的确是“快”了一点，因为它中间缺少必要的“过渡”和“铺垫”——然而，这就是巴金——一个“投之以李、报之以桃”的大好人。像他笔下的觉慧一样，他胸无城府，心灵有如蓝天一般透明；又像他的没有审视距离、也不懂得叙述游戏的小说，他的爱和恨，对人从来都不设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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