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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说，自其构成这一语词之初，就背上了“小”的限定。
荀子称“小家珍说”，“小”之外加了个“珍”，可惜这个“珍”训“异”，是加了一倍的贬语。到了班固的时代，“小说”开始具有文类的意义，但仍难逃“街谈巷语，道听途说”的界定。
所以，中国古代的小说在一两千年间，总是被视为浅俗之物，是难登大雅之堂的。清初桐城派之祖方苞，倡“雅正”以整肃文风，批判的对象之一就是古文写作所受的小说影响。二十世纪以来，在西方文学观念的影响下，小说终于翻身，成为文学四体之一，堂堂正正写进了中国文学史，成了学者专家的研究对象。不过，在大多数场合，它们主要是作为一种文学读本来被考察，研究者关心较多的是其描写的技巧、艺术的品格等。或者，从反映论的立场出发，分析作品的社会性内涵，如阶级矛盾之类。而从文化角度进行研究，分析在小说写作、传播、接受的过程中，有关文化背景、文化传统、文化层面、文化变异、文化反馈诸方面的有关问题，则显得较为薄弱。这除了一般意义的方法论原因外，受传统看法的影响，认定小说的“浅俗”，也是一个重要原因。
其实不然。
中国古代的小说，从语言上看确乎浅俗；从故事内容看，也大半浅俗；甚至就其文学手法看，大多数也难逃“浅俗”恶谥。但是，从作品包含／传达的文化信息看，从作品在社会文化生活中的实际作用看，就绝非“浅俗”所能形容、概括的了。
与诗文那样的纯然士大夫文学不同，小说是在社会文化板块的交会处、摩擦处产生的。因此，它总是包含着来自不同文化层面的内容，这些内容又彼此渗透而出现复杂的变异。如水泊梁山的“替天行道”，如关云长的“义气千秋”，如孙悟空的“皇帝轮流作”，如林黛玉薛宝钗的“两峰对峙二水分流”，等等，不厘清其文化源头是难于真正说清其内涵的。
而一部小说的传播，或热或冷，或改写或续作，与文化背景的变化也往往密切相关。如一部《水浒传》的接受历史，几乎可以透射出近五百年中国思想文化变迁的大半脉络；一个关圣帝君的形象及其地位沉浮，也可看出政治文化、宗教文化与民间文化的诸多变化信息。
在古代（乃至近代）的中国，由于民众的普遍受教育程度较低，而又有某种崇信书本文化的社会心理，以致小说在下层民众中扮演了“蒙师”的角色。这样，小说又在一定程度上反转过去影响了社会文化的诸多方面，甚至直接影响到社会历史的进程。从这个意义上看，小说包含的文化信息实在是厚重得很，从文化角度研究小说实在是必要的很。
在文化的各个方面中，宗教是十分重要的一个方面。每个民族的宗教意识各有不同。华夏民族的宗教传统也自具特色，如世俗化倾向强烈，混合包容能力突出，衍生民间支派频仍等。研究这些特色的途径不一，而小说有其不可替代的作用。近五百年来，中国人关于“天上”仙佛世界的建构，蓝图恐怕主要是来自《西游记》；中国人最主要崇拜对象观世音形象的树立，种种细节与《西游记》也有相当的关系；民间秘密宗教的形成，几乎无不直接间接受到通俗小说的“指导”；更不要说现在庙宇所塑所绘所供大量为小说人物，等等。所以，从宗教文化的角度研究中国古代小说，尤其应该引起特别的注意。
本人这方面的研究不过略窥门墙而已。很多题目虽然想到，却心有余而力不逮。结此小集，一则敝帚之念未能免俗，二则期冀借以引起更多高明之士关注这一领域、这一角度。初衷虽然是揭示浅俗之下的厚重，但所抛出的小小砖头确实在轻而又轻。望学界前辈、同仁谅我初衷，勿笑浅薄而有以教之。《浅俗之下的厚重———小说·宗教·文化》（南开大学出版社，2001年4月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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