靳飞在给我的一封信里表露了他的忧郁。他说，去国六载，故国早已物是人非，他的朋友（如萧乾、吴祖光等）相继作古，即使健在的，也已是耄耋之年，音讯日少，尽管北京日渐繁华，然而他所熟悉的故人和熟悉的旧地都在消逝中，每次回来，都不免觉得凄凉孤独，已恍然不知这是谁的城市了。
时代的变迁迅猛地涂抹着我们的记忆。类似的感受，我也曾有过。当我试图循着内心的地图寻找旧日生活的遗址，我发现一切早已荡然无存。崭新的楼厦和立交桥改变着我们的生存背景，阻断了我与过去的联系，那些曾经真实地介入我的生活的一切，仿佛都成了无法证实的谎言。我站在此时此刻的人海中，寻不到来路，好像我天生就在这里，好像这里是没有过程的终点，没有原因的结局。
在这种情况下，记忆，似乎成了我们沟通过去的惟一渠道。记忆，是心灵深处尚未被无情的岁月涂改掉的部分，它为许多值得珍藏的旧日保留着原有的色彩与光泽，它捍卫着历史的真实影像，它在各种证据都日渐消灭的时刻里，执著地充当着最后的证人。然而，记忆又是那么脆弱，时间可以那么轻而易举地让我们的大脑放弃原则，记忆往往是那些沉浸在现实欢乐中的人们最先交出的贡品。
靳飞是一个忠实于记忆的人，在这一点上，他显得与众不同。他像是活在记忆里，他在新书《北京记忆》里描述了他记忆中的北京。老屋、护城河、二环路、安定门、宝钞胡同、湖广会馆……都按着时间的序列在他的记忆里排起队伍。他的来路清晰可见。如果他和他的朋友们（比如张中行、邓云乡、梅葆王月……）同龄，倒也不难理解，然而他却偏偏那么年轻。他和他生活的时代有着一种无法弥补的错位———他本应生活在明清，北京的一切在他的笔下都呈现出古老的形貌，然而，他却分明生存在现代。于是，现代生活中光怪陆离的一切，对他来说毫无意义（甚至在这互联网时代，他与我的联系还依赖那原始的书信）；同时，他的存在，对于大多数人来说，也显得古怪而奇特。一个三十多岁的人，在日常生活中身着旧式服装，吟咏旧格律诗，沉醉于古玩旧物。倘不是亲见，怕你不会相信。他对各种时髦持有谨慎的怀疑态度，相反，却对历史的恩赐心怀感激。我曾说他是文化遗民。他就像是历史留在现实中的一个尾巴，他牵动着许多已经被人遗忘的生命细节，那曾是我们生命中最生动的部分，却因丧失实用价值而被抛弃。在东京的每一个夜晚，靳飞都沉迷于他的北京记忆中。我不知他为何而存在———为他自己，还是，为寻找一只倾听的耳朵。
北京的环城高速路一圈一圈地向外辐射，像不断盛开的花朵，像永无休止的涟漪，而在它的中心，它古老的节奏却永远不会打破，如同一种持久而稳健的心跳。那是北京城的永恒部分。靳飞牵挂的，正是这个部分。这次借着为靳飞的新著拍摄照片的机会，我又仔细阅读了北京老城区的街巷。同十五年前我第一次徜徉在北京老街时一样，那些青砖斑驳的城池民舍，竟然那么真切地唤起我的文化认同感，甚至使我这个外地人找到了文化上的根脉。我的辽宁同乡孙郁说，这也许与东北本土文化不够发达有关。无疑，北京是以一种强势文化的姿态进入我的精神世界的。梁思成说，“北平的整个形制即是世界上可贵的孤例”，“它们综合起来是一个庞大的‘历史艺术陈列馆’”，“对于人民有一种特殊的精神影响，最能触发人们对民族对人类的自信心”。（《北平文物必须整理与保存》，见《凝动的音乐》，第296页，百花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靳飞生于斯长于斯，北京的气质渗透到他的生命中，他的平淡人生因这座城市而具有了艺术属性，他成了京剧名票，他的日本妻子亦唱得一口地道的青衣。他的个人记忆已经同一座城市的历史相融在一起。他所热爱的前辈和典籍，又将他生命之前的“记忆”无限延伸。当然，靳飞不是文化守成主义者，也并不主张旧有文化一成不变，他甚至提出文化上的“亚洲主义”，即从亚洲本土寻求现代理性。但是，在历史剧烈的动荡和变迁面前，民族文化总是应该体现它恒久性的一面。如果在文化上没有一种稳定结构，那么所谓的“现代化”，对于这个民族来说无疑是一次巨大的精神冒险。一个人的成长有其内在的逻辑，一种文化的进步同样有其连续性。从靳飞的书里，我们看到了种籽植入土壤，在阳光下拔节和分蘖的过程，他因充分的光合作用而拥有了一份健康的文化人格。当然，不能排除靳飞在这部个人和城市的回忆录中，进行了理想主义的描述———谁能保证自己在回忆时不加入想象的成分？每个人都会在自己的回忆中包含了取舍，故意保留，或者，删除一些东西。张颐武说，靳飞“以想象和文字构筑一座北京城”，还说，“这个世界未必真正存在，但它就在靳飞的书中”，就是这个意思。逝去岁月中的缺陷会因一种好心的美化而展现出完美的轮廓。仔细品味，我们会从靳飞平淡的语气背后察觉到这一点。诗意的眼光使得旧日北京的一切显得平和而又温存，理想主义者的回忆总是最先摒弃肮脏和腐恶的部分。我想，那与其说是对过去的弥补，不如说是对未来的祝福。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