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20世纪80年代开始，文论界便已着手进行20世纪中国文艺发展历程的反思，论著迭出，这种讨论不可避免地带着刚刚经历了一场苦难后的情绪化的成分，并未达到多方熟筹思虑周严的理性层面。90年代之后，学术界对整个世纪文艺理论的理性回眸形成风气，研究力量的集合与高水平的学术成果的出现已经成为现时文学学术界的一个引人瞩目的景观。《文艺理论的世纪风标》一书的问世虽然是适逢时会，却反映了作者对这一论题独特的体认。
学术准备充分是该书在论题间作游刃有余地讨论的前提。从书末的附录看，作者从事此一专题的研究时间跨度已经有十余年之久，一部二十余万字的书稿竟有二十余篇很有分量的论文为其开路，像这样踏实的问学态度确实应当在世纪之交部分略显浮躁的学人中间提倡。作者关于该时期文论家思想的解析及文艺理论发展的战争文化背景、文学学术的政治化取向、20世纪文艺理论的人性人道主义特征、学术新变与理论传统的关系的研究论文，发人之所未发，提要钩玄，对那些颇有争议的文论家的学术成就、理论功过作出了客观的很有见地的论析，给一段艰难的学术历程以新的富有创意的诠释，1998年的《文艺年鉴》便曾介绍过作者的相关研究成果。因此，在我看来，他的这本带有20世纪的文艺理论专题研究性质的著作的面世完全可以看作是作者长期从事该项研究的一个必然结果。
该书的选题显示了作者较强的学术自觉。正如庄锡华在宣示其研究题旨时所说的，20世纪虽然刚刚落下它的大幕，但文论界反思其学术历程的要求早已经十分强烈，作者意识到无论是急功近利地直接写作20世纪文艺理论史，还是按部就班地进行个别文论家的研究，在特定的时代条件下，都有其一定的局限：前者在理论准备方面略显不足，后者则对总结反思的时代要求反应过于迟缓。在这种情势下，作者对自己拥有的学术资源及驾驭复杂问题的能力保持了清醒的认识，并不急于对发生于20世纪文论界的所有问题作出解答，并不急于写出一本包罗一切的百年文论史，而是有意集中精力，在有限的篇幅内，选择一个较能获得确实成果的独特视角，即通过对影响20世纪文艺理论发展全局的几个关节点的梳理、审视、剖析，挖掘蕴藏其中的文化内涵，进行有深度的总结反思，据此对时代要求作出自己包含浓浓的责任意识的回应。在这样一个独特的学术视角与论述框架内，作者摆脱了“史构”的重负，却又能在对这些贯穿于文论史过程的理论问题的纵向的追踪中凸现出“史”的轨迹，通过对一些关键性问题旁搜远绍的深味，从一个特定的方面清晰地展示这一时期文艺理论发展的曲折历程，揭明应当记取的经验教训，以少总多，举一反三。
因为是有备而来、深思熟虑，该书包含了不少极具创意的发现。如作者对发生于20世纪上半叶的历次战争对文学学术发展的影响作了精细的分析，认为，20世纪的中国，战争虽然持续仅半个世纪，但以对立思维为其特征的战争思维却影响了差不多整整一个百年，它加深了学术的政治化的程度，加剧了文学的非审美发展，学人们在处理学术分歧时习惯性地期待学术外的干预，期待非思维超思维的机制的裁决。对20世纪文学人性人道主义特性的历史梳理也是该书十分精彩的部分。作者发现，在20世纪中国特殊的社会环境中，人道主义一度成为集合进步力量的一面旗帜，“五四”时期，新文化运动的参加者，即使不能在社会主义思想层面取得一致，也能在人道主义基础上形成广泛的统一战线。但随着国内政治形势的恶化，在血腥的杀戮面前，革命者无法对浩劫中的民族进行人道主义的拯救，人道主义遂成了动荡岁月中的弱势语言，经常作为负面的东西受到批判。作者精心描述了世纪末文学人道主义回归的艰难历程，并对一些影响重大的事件与人物进行了多角度的透析，力图凸现这些历史事件所包含的经验教训在新的时代文艺理论建设中的启示意义。在讨论理论现代化与传统的关系时，作者着力说明“五四”反传统的倡导者深厚的旧学渊源，说明中国文化虽然因为长期固步自封，其时代的适应性受到了削弱，但它毕竟是一个博大精深的存在，具有经过改造实现现代化的可能，从而对全盘否定传统的形而上学态度作出了极具说服力的批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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