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的史学，无论中外，都以政治史为中心。在西方，经济社会史作为史学的一个新分支已经逐渐成熟，并取得了相当的成就。在我国，这个新分支正在兴起，还处于初期阶段。但是一门学科，不论多新，都不可能是平地起楼台的，必有它的渊源。
在西方，一般意义上的经济史、社会史早就存在了。把经济和社会联系在一起作综合的研究，西方史学界一般认为可追溯到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1893年，维也纳的学者们创办了《社会经济史季刊》。1929年，吕西安·费弗尔和马克·布洛赫创办了《经济社会史年鉴》。在创刊号的《致读者》中，明确提出了要打破史学研究的专业局限和学科局限。其实，对历史中经济、社会因素的重视，首先应归功于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把生产关系从一切社会关系中分出来，指出生产关系是决定其他一切关系的基本关系，并对唯物史观作了经典性的表述。《资本论》第一卷是经济学理论著作，但在一定意义上也是经济社会史著作，因为其中许多地方讲到工作日、工厂制度以及工资立法的发展历史等问题。关于马克思主义对经济社会史研究的贡献，英国学者巴勒克拉夫说：“马克思主义作为哲学和总的观念，从五个主要方面对历史学的思想产生了影响。首先，它既反映又促进了历史学研究方向的转变，从描述孤立的———主要是政治的———事件转向对社会和经济的复杂而长期的过程的研究。其次，马克思主义使历史学家认识到需要研究人们生活的物质条件，把工业关系当作整体的而不是孤立的现象，并且在这个背景中研究经济发展的历史。”
在中国，传统史学虽然也是以政治史为中心，但古代一些卓越的史学家相当重视经济和社会因素在历史上的作用，这在其他国家的史学史上是很罕见的。司马迁著《史记》，在八书中有《平准书》，在列传中有《货殖列传》。他试图用经济现象说明社会问题和社会意识问题，并把经济发展状况同政治上的治乱兴衰联系起来，具有卓识。班固著《汉书》，在十志中有《食货志》和《沟洫志》，前者为研究周至王莽时期的经济制度和社会生产状况提供了丰富的材料，后者系统地叙述了秦汉的水利建设。杜佑著《通典》，分为九类，把叙述经济财政的《食货典》列于首位。
以上简略地说明了经济社会史这门学科的学术传承。我之所以作这样的说明，是有感而发的。今天有些青年好骛新奇，看到一种新学说、新理论，就以为旧学说、旧理论一文不值，可以抛弃了。有人甚至认为马克思主义产生于19世纪，已经过时了。这种不加分析的、盲目的“喜新厌旧”是十分错误的。在人文社会科学领域里，新学说、新理论有时胜过旧学说、旧理论；有时反倒不如旧学说、旧理论，只是昙花一现，很快就被人忘掉了；有时新旧可以并存，并无代替的关系。所以，我们在看到一种新学说、新理论、新学科的时候，正如对待一切事物一样，要采取分析的态度，认真研究它的内容。
纠正传统史学以政治史为中心的偏颇，并不等于说政治史就不重要。经济是基础，政治则是经济的集中表现，又反作用于经济。重视经济基础的研究，决不意味着可以忽视政治以及其他上层建筑的研究。恩格斯在1890年10月27日致康·施米特的信中写道：“如果巴特尔认为我们否认经济运动的政治等等的反映对这个运动本身的任何反作用，那他就简直是跟风车作斗争了。他只需看看马克思的《雾月十八日》，那里谈到的几乎都是政治斗争和政治事件所起的特殊作用，当然是在它们一般依赖于经济条件的范围内。或者看看《资本论》，例如关于工作日的那一篇，那里表明立法起着多么重大的作用，而立法就是一种政治行动。或者看看关于资产阶级的历史的那一篇（第二十四章）。再说，如果政治权力在经济上是无能为力的，那么我们何必要为无产阶级的政治专政而斗争呢？暴力（即国家权力）也是一种经济力量！”今天，跨学科的研究日益受到重视。有人认为经济社会史是历史学中的一个新分支，有人认为它是一门独立的新兴学科。不管把它定位在前者还是后者，我们在研究历史时都应当注意经济、社会因素与政治、文化等其他因素之间的关系，否则就会把错综复杂的历史现象简单化，就不能从其他学科吸取营养。
《经济社会史研究丛书》（第一辑）的五位作者都是中青年学者，各有专长，又互相切磋。我希望他们能逐渐扩大队伍，在我国形成一个研究经济社会史的科学群体，把这门学问发扬光大起来。我对经济社会史没有作过专门研究，以上赘语聊述所感，权以为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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