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看来，《铸剑》是一篇世上少有的奇文，奇就奇在它通过宴之敖者代人向专制暴君复仇而体现出的原侠精神，奇就奇在它表现了鲁迅的内在人格以及天马行空般的神奇想象力。
《铸剑》虽然取材于《列异传》《搜神记》中所谓“三王坟”的传说，却是鲁迅精心创作的小说，而非原有故事的简单演绎。鲁迅在1936年3月28日复增田涉的信中说：“《故事新编》中的《铸剑》.确是写得较为认真。但是出处忘记了，因为是取材于幼时读过的书，我想也许是在《吴越春秋》或《越绝书》里面。”实际上，作者以《列异传》中有关故事为本，同时又融入了《吴越春秋》《越绝书》两书中有关古剑的神奇传说和民性勇武的复仇精神。也就是说，鲁迅在《铸剑》中已经对传说的内容进行了改造。它表现在：第一，干将铸剑成功而遭楚王杀害，这段情节在小说中不但被虚化（干将莫耶名字均未出现，王亦未点明是楚王），而且被推向远处，仅仅作为背景而由眉间尺之母复述出来，它显示了小说与原来的传说有所分离的倾向。第二，在实现复仇的过程中，小说的一号主角已经是名叫宴之敖者的黑色人，苦主眉间尺则已降为二号主角。黑色人第一次出场，正当眉间尺因干瘪脸少年的无理纠缠而陷入困境之时。他只用一个动作——“举手轻轻地一拨干瘪脸少年的下巴，并且看定了他的脸”，就迫使这无赖少年见势不妙而“溜走”，显示了黑色人的干练、机警和沉着、老到。第三，黑色人代眉间尺向暴君复仇，
不但不图任何酬报，而且连自己性命都要搭进去。请看眉间尺与黑色人之间的这段对话：
“但你为什么给我去报仇的呢？你认识我的父亲么？”
“我一向认识你的父亲，也如一向认识你一样。但我要报仇，却并不为此。聪明的孩子，告诉你罢，你还不知道么，我怎么地善于报仇。你的（仇）就是我的（仇）；他（指眉间尺的父亲——引者）也就是我，我的魂灵上有这么多的，人我所加的伤，我已经憎恶了我自己！”
所谓“你的（仇）就是我的（仇）；他也就是我。”亦即黑色人愿代一切受害者向专制暴君报仇。所谓“我的魂灵上有这么多的，人我所加的伤，我已经憎恶了我自己！”也就是黑色人早已决心为人复仇而献出自己的生命，中国古代侠士有两类：一类是为人所养之士，他们只为一个恩主解忧出力（所谓“士为知己者死”）；另一类则是独立的布衣之侠，似与墨家关系较为密切，他们施恩不图报，甘愿自我牺牲，是谓“原侠”，体现了更为高尚的侠义精神，黑色人就是充满这种原侠精神的一位侠士。《铸剑》的大部分篇幅，写的就是黑色人在眉间尺彷徨无计情况下主动挑起担子，用剑和头向暴君实现复仇的故事。它将原先的传说中所缺少或不明显的那些思想，大大加以突出。可见，将《铸剑》看作一篇现代的武侠小说，是完全符合作品实际的。
我们说新文学作品《铸剑》同时可以看作武侠小说，还有一个理由，就是这篇作品确实具有一般武侠小说共有的艺术特征。武侠小说如同侦探、科幻、言情、历史、滑稽等小说一样，原是按题材所作的分类，它在内容上的特征是“仗武行侠”，艺术上最显著的特征则是奇特丰富的想象力。《铸剑》在这方面尤其不同凡响。《列异传》提到眉间尺报仇的事极简单：”逃朱兴山中，遇客，欲为之报。乃刎首，将以奉楚王。客令镬煮之，头三日三夜跳不烂。王往观之，客以雄剑倚拟王，王头堕镬中；客又自刎，三头悉烂，不可分别，葬之，名曰三王冢。”其中根本没有头颅被砍下后仍能存活甚至互相撕咬的内容。而鲁迅的《铸剑》却展开充分的艺术想象。从眉间尺拔剑自刎并将宝剑交托给黑色人起，小说作者运用极雄健洗练而富有诗意的笔法，刻画了一个接一个的动人场面。狼群的袭击，国王的躁怒，众人心目中的替死鬼——黑色人的入宫及其镇定自若的表演兼导演，眉间尺头颅在金鼎沸水中的翻腾游动、雍容嬉笑、歌而又舞，所有这一切，既令人骇异，又撼人心魄，接下来便是国王走近鼎前看“团圆舞”的场面：
王站起身，跨下金阶，冒着炎热立在鼎边，探头去看，只见水平如镜，那头仰面躺在水中间，两眼正看着他的脸。待到王的眼光射到他脸上时，他便嫣然一笑。这一笑使王觉得似曾相识，却又一时记不起是谁来。刚在惊疑，黑色人已经掣出了背着的青色的剑，只一挥，闪电般从后项窝直劈下去，扑通一声，王的头就落在鼎里了。
仇人相见，本来格外眼明，况且是相逢狭路。王头刚到水面，眉间尺的头便迎上来，狠命在他耳轮上咬了一口。鼎水即刻沸涌，澎湃有声；两头即在水中死战。约有二十回合，王头受了五个伤，眉间尺的头上却有七处。王又狡猾，总是设法绕到他的敌人的后面去。眉间尺偶一疏忽，终于被他咬住了后项窝，无法转身，这一回王的头可是咬定不放了，他只是连连要食进去；连鼎外面也仿佛听到孩子的失声叫痛的声音。
终于黑色人运剑砍下自己的脑袋，投入与王头的决斗，以二比一的绝对优势，直到将对方完全撕烂，眉间尺的大仇得报为止。情节如此荒诞无稽，艺术描写却又如此惊心动魄！其想象力之神奇超拔，在武侠小说中亦堪称无与伦比！奇怪的是，袁良骏先生在《〈铸剑〉〈断魂枪〉都是武侠小说吗》一文中，却偏偏要绕开小说的上述内容而称《铸剑》为“纯正的历史小说”，这实在颇为滑稽。请问：在中国或世界上，究竟什么年代、什么地方有过脑袋被砍下后竟能不死、竟能张口唱歌、作各种表演并向国王“嫣然一笑”然后两头又能互相撕咬的“历史”呢？请袁先生指点一番好吗？这样的学术论证，岂不太荒唐了吗？鲁迅自己称《故事新编》为“神话、传说及史实的演义”，可见他是将各篇区别对待，绝对不会赞同把《铸剑》算做“纯正的历史小说”的。如果因为《铸剑》有一点古代传说做根据，就可以叫做“历史小说”，那么，金庸的小说像《书剑恩仇录》《碧血剑》《射雕英雄传》《鹿鼎记》等既有某些民间传说做根据，又有真名真姓的历史人物（如乾隆、皇太极、范文程、田见秀、刘芳亮、完颜洪烈、丘处机、康熙、李自成、吴三桂）出现，岂不更应该叫做“纯正的历史小说”而非武侠小说了吗？袁先生的批判岂不也要落空了吗？
为了证明《铸剑》是“历史小说”而不是“武侠小说”，袁良骏先生不惜对读者瞒天过海，除了将小说的主要内容说得含含糊糊之外，还有意隐去了小说创作的具体时间。据他说，《铸剑》“写于1927年”而“非1926年”，创作动机是：“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发动‘清党’，残酷屠杀共产党人和进步青年，鲁迅的一些学生又惨遭杀害。这些‘血的游戏’激发了鲁迅的复仇主义精神，《铸剑》就是这种精神的艺术化。”这种说法看起来煞有介事，可惜与鲁迅本人的多次说明恰好牛氐牛吾。就在《铸剑》的末尾，鲁迅注明了本篇的创作时间：“一九二六年十月作”。在《故事新编·序言》中，鲁迅又说：“一九二六年的秋天，一个人住在厦门的石屋里，对着大海，翻着古书，……预备足成八则《故事新编》。但刚写了《奔月》和《铸剑》——发表的那时题为《眉间尺》，——我便奔向广州，这事就又完全搁起了。”在1932年写的《自选集·自序》中，他也说：“逃出北京，躲进厦门，只在大楼上写了几则《故事新编》和十篇《朝花夕拾》。”所谓“几则《故事新编》”，其中就包括了《铸剑》。参照鲁迅的日记和书信，他在厦门时正在继续辑录《古小说钩沉》，内收有《列异传》的干将、莫耶的故事。他当时趁热
打铁地写《铸剑》，完全在情理之中。不过，鲁迅那时可能没有写完，或者写完了仍不满意，故一直拖到去广州以后才在1927年4月3日日记中记载：“作《眉间赤》讫。”4月4日将稿子正式寄给未名社。那时距上海“四·一二”大屠杀还有八九天，距毕磊等被捕杀的广州“四·一五”事变则还有十多天。按袁先生的说法，鲁迅岂不是未卜先知，预先算到了蒋介石的反革命叛变，在《铸剑》中提前倡导向蒋复仇了？袁先生这样做，究竟是为了进行严肃的学术批评，还是耍把戏愚弄广大读者呢？
回到《铸剑》上来。鲁迅能写出这样充满原侠精神的作品，绝不是偶然的。他十多岁时已接触《剑侠传图》以及富有义士复仇内容的汉代野史《吴越春秋》、《越绝书》等图书。早年曾自号“戛剑生”，做过若干侠肝义胆的事。长大后因崇敬故乡先贤有侠气的人物，特意编辑了《会稽郡古书杂集》；对“鉴湖女侠”秋瑾这样富有侠义精神的革命烈士，尤为钦佩。在早年所撰《中国地质略论》中，鲁迅正面肯定了“豪侠之士”，视为爱国者，热情地说：“吾知豪侠之士，必有忄良忄良以思，奋袂以起者矣。”五四时期，他在《中国小说史略》中如此评价清代侠义小说：“侠义小说之在清，正接宋人话本正脉，固平民文学之历七百余年而再兴者也。”当周作人将《七侠五义》和《水浒传》《西游记》《三国演义》《聊斋志异》等放在一起，一概称为“非人文学”而予以排斥时，鲁迅却在《史略》中有分析地给予《三侠五义》以实事求是的肯定。尤其值得注意的是，《铸剑》中的黑色人名叫“宴之敖者”，那是鲁迅1924年曾经用过的一个笔名：而黑色人的外貌与精神气质，也酷似鲁迅本人。鲁迅一生做了数不清的义侠行为，自身则作出种种牺牲，从不寻求酬报，可见原侠精神和革命思想均已融入他的灵魂。对照《故事新编》
各篇所共有的表现主义色彩，这就使我们有理由相信：在黑色人这位主人公身上，鲁迅实际上寄托了自身的人格理想。这一切都表明：鲁迅决不会像有的学者那样，把武侠小说视为“下三滥”的品种。也因此，说《铸剑》是一篇现代武侠小说，决不会辱没了鲁迅。
在结束这篇短文之前，我还要说一句：在金庸小说的评价上，我欢迎一切不同意见的讨论。但我对袁良骏先生在《〈铸剑〉〈断魂枪〉都是武侠小说吗？》一文中给予我的批评却只能表示遗憾，因为他讲不出任何道理而只给人扣帽子，还因为他不负责任到了可以无中生有、任意编造的地步——如说我“一开始便把金庸封成了‘文学革命家’”。事实上，我从来没有在任何一篇文章或任何一本著作中说过金庸是“文学革命家”的话（如果有，请袁先生公开指出，我愿意当众认错）。我只认为：金庸以精英文化改造了武侠小说，使武侠小说实现了巨大变革，第一次进入文学的宫殿，所以是“一场静悄悄的文学革命”。这一评价，在我看来完全符合金庸小说的实际。袁良骏先生在他1999年发表的《再说雅俗——以金庸为例》中，不也说“金庸的武侠小说的出现，既是旧武侠小说的脱胎换骨，也开辟了武侠小说的一个新时代”，“金庸、梁羽生正是适应这一要求的武侠小说改革家”吗？我很纳闷：为什么两种十分类似的说法，我的话就成了“完全不符合金庸小说实际的廉价吹捧”，“一点‘平常心’也没有”，而袁先生自己的说法（即使后来发生了180度的变化）却永远很“正确”呢？这实在是“一个难解之谜”，我真诚地希望有人能把这一谜底找出来。
袁良骏先生曾经就严家炎先生提出的《铸剑》《断魂枪》属于“武侠小说”发表过不同见解，最近本报接到严家炎先生的来稿，进一步阐述了他的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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