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鹿原》改编电视剧难。随着秦腔、陶塑和连环画《白鹿原》的相继问世，人们的这种感觉似乎更强烈了。尽管各路艺术家对这部巨著的解读视野越来越宽，但更多的关注，还是集中在电视剧的改编上。冒着七月酷暑，我们来到被一脉灞水拥着，座落在白鹿原北坡下的西蒋村，采访了躲在老家园田里，正朝暮“耕读”的陈忠实。
问：《白鹿原》被改编成一本秦腔、一群陶塑和一套连环画，这在近年产生的有影响的文学巨著中，算得上一个奇迹。它证明这部小说不只打动着普通读者，也在艺术家心灵中，引起了共鸣？面对不同的改编，能谈谈你年心的感受吗？
答：先说秦腔。我是九七年获得这一改编消息的，当时答应剧作家丁纪龙可以改编，但说出了我的担心：把《白鹿原》改编成任何形式的戏剧都是比较困难的。我知道戏剧要有中心事件和中心人物，从小说到戏剧，改编较成功的是《智取威虎山》，那也只是截取小说《林海雪原》中的一段。问题在于《白鹿原》事件很多，一个大事件连着一个大事件，人物也很多，光主要人物就有七八个，尤其无一个中心事件。一年后一看剧本，一个重要人物朱先生，果然因无法表现被取掉了，而把剧情集中在白鹿两家的恩怨上，我觉得这是戏剧唯一能选择的途径。当时让我谈意见，认为对几个人物的把握还可以，唱词不错，但人物对话生活化不够，和小说语言有距离。修改后第一次采排我看了，有两场戏很感人，像小娥痛斥鹿子霖，但身上集中了诸多矛盾、个性突出的白孝文，比较脸谱化，因为时间、舞台有限，我想作者无法解决。去年在秦腔艺术节上演出，效果相当好。我坐在爆满的易俗大剧院里，好像一直被集中、细腻的剧情感动着。
再说陶塑。九八年全国九届书市上，我正在签名售书，突然挤过来一个农村穿着的小伙子，拿出一个泥人，问我像谁，我脱口而出：像白嘉轩。小伙子叫李小超，他创作的几组《白鹿原》陶塑，也在书市上展览着。直到去年，我才了解到李小超的陶塑《白鹿原》共有88个场景，3000多个人物。他的艺术感觉很好，人物变形、夸张得很生动，印象最深的场景是朱先生的葬礼，黑娃的挽联赫然高悬，气势气氛特别震撼人。原来，在书市上见面后，李小超辞了公职，三年住在乡下，把《白鹿原》读了几遍，逐一分析人物，做了大量民俗文化的民间考察。诸如当时用的器物，都在礼泉周围找到实物，还拉上全家人一起帮忙，这种献身艺术的精神，很值得褒奖。对他的创作，我想说一句话，即生活图景、生活氛围和人物造型是传神的。
再说连环画。我知道李志武画过路遥的《平凡的世界》，还得过全国大奖。早在延安下乡时，他就写信给我，想创作连环画《白鹿原》，还亲自到白鹿原上考察过民俗风情。去年在北京，突然接到他的电话，我知道了至少三条信息，一是他调北京了，二是连环画的画稿完成了很多，三是《连环画刊》今年全年连载。从已连载的作品看，表现最充分、最接近原著的是连环画。它的表现比较自由，故事有连贯性，包括脚本上好多文字，用的就是小说的原话。
问：你对三位艺术家的改编基本上是肯定的，这会给他们带去自信。我想他们和众多读者一样，还想知道你对他们的作品不满意的地方，以及你对诸多改编形式的态度。
答：比如秦腔，把朱先生这个人物删掉了，不能不说是件缺憾。比如陶塑，尽管有88组，也只能表现场景。任何艺术的长处，也即是它的短处，我想他们是尽心尽力了。如果从美术角度看，陶塑和连环画都用的是夸张变形的手法，假如能用工笔创作连环画，不只给读者以准确的造型，也会和陶塑形成鲜明的差异。但用陶塑把一部小说凝结成几十个场面，我是闻所未闻的，这种很有创造性的改编，是对作品的另一种独特的表述，很令我欣慰。写作的目的，希望有更多的读者，能通过各种形式来理解作品。《白鹿原》能多一种表现形式，对我都是幸事，我都支持。
问：下一个改编会是影视吗？《白鹿原》问世后，改编影视剧，几乎成了众口一词的话题，无论是在圈内还是圈外。时至今日，《白鹿原》早已获茅盾文学奖了，秦腔搬上舞台了，陶塑由国内展到国外了，连环画也在刊物上连载了，而影视剧为何迟迟上不了屏幕？这部小说创造的巨大成功，是否给编导造成了一种压力？
答：凡我所到的场所，几乎没有人不问电视剧为何还不出来。就我所知，九七年《白鹿原》获奖后，先后有30多家企业、文化公司找上门来，要谈改编影视的事，有的是凑热闹，但重点有几家，我都让他们找导演吴天明。因为九三年出书后，他从国外打来电话，很激动地告诉我：《白鹿原》是他等了半辈子等来的书，他圈定了，要拿《白鹿原》为他的人生画个圈。正如我想用《白鹿原》为我的人生做个枕头，我痛快地答应了他，这在影视圈都清楚。当一些年轻导演对吴天明的导演手法提出异议时，我说我看过他的几部代表作，《白鹿原》最适合他导。久谈不下，我也告诉过吴天明，如果有可靠的合作伙伴，我会推荐他当导演，再不能拖下去了。另外一点，就像你所问的，能否把作品的精神完全表现出来所带给导演的压力。我相信凡是参与《白鹿原》改编的导演、演员都会努力，谁也不想砸锅。但作为一种普遍现象，优秀作品对导演、演员的压力往往很大，包括许多世界名著的改编，也不无遗憾。我作为小说作者，不能不关心，但管不上，那是导演和演员的事，我只写小说。
比起任何形式的改编，影视无疑是最好的形式。如果把电影和电视比，最好还是电视连续剧。因为《白鹿原》很难集中成电影故事，它是以人物构思的故事，而不是以故事集中展现的人物，一个场景连看一个场景，一个故事连着一个故事，一个人物连着一个人物，最适宜电视连续剧的表现。我也寄希望未来的导演，能给读者一个直观的形象，对作品的体现和传播都有好处。
问：社会对你的另一个关注点，即《白鹿原》之后，还会写长篇吗？作为朋友，我有幸读了你在8年之后，终于写出的第一个短篇小说《日子》的手稿（《人民文学》将于九月号发表）。最近长住在乡下老家，是在写长篇吗？
答：《白鹿原》完书后，我对小说一下子失去了兴趣，唤不起兴奋之感。这东西是最致命的。这几年，倒对散文产生了激情，零零碎碎写了《告别白鸽》、《家之脉》等几本散文集。直到今年5月，才写了第一个短篇小说。从去年下半年，我一直住在外地或老家，好多人猜测是写长篇，实际是读书。
我想完成一种心理上的转换。开始估计的时间短，后来发现转换不容易，而最重要的手段是读书。今年春天后，开始集中思考小说的本质和形态。各种形式、主张、旗帜、流派都是我要了解的，从中感受小说究竟是个什么东西，争取能写出我对小说的最新感知，自己最理想的一种表述形式。如果这些找到了，小说创作会重新开始，如果找不到，还会陷入低靡状态。如果硬去写，无非是对我或对别人的重复，读者肯定不满意，也是我这样年龄的作家的大忌。硬可晚一点动手，而企待对小说理解的新感觉萌生。
采访中，陈忠实还谈到了《白鹿原》的译介状况。最早是九三年出版后3个月，在香港出了竖排繁体字版本，在世界华人圈中传播。九四年在台湾出版，和香港一个版本。九六年译成日文，由中央公论社分上下两册出版。翻译是日籍华裔学者林芳，翻译过王蒙的《活动变人形》。陈忠实认为，能翻译这部用很多土语写旧北京市民生活的作品，就能翻译好《白鹿原》。九七年在韩国出版，整整印了5卷本。他从翻译本中得出一个印证：世界上最简捷的语言是汉字。英文本《白鹿原》还在进行中，美国一位年轻的女汉学家，曾翻译过两章。
临走时，陈忠实特意把我们领进一间房子里，欣赏悬挂在他家墙上的一首七律诗：“白鹿灵辞渭水陂，荒原陌上隳宗祠。旌旗五色凫成隼，史倒千秋智变痴。仰首青天人去后，镇身危塔娥飞时。奇书一卷非春梦，浩叹翻为酒漏卮。” 这是著名画家范曾当年在巴黎读罢《白鹿原》，于夜半吟成，秉笔手书后寄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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