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三强生前多次这样感叹：“彭桓武默默地做了许多重要工作，但很少有人知道。”
彭桓武，这位不著名的科学家在我国军事科学史上占有不可替代的重要地位，他富有传奇色彩的人生和清洒风流的个性无一不印证他崇高完美的追求和自然超俗的秉性。
彭桓武的非凡，一方面表现在自然科学上的博大精深、学贯古今，一方面表现在社会科学上的懵懂浅陋、迂阔笨拙。彭桓武是先学会做算术题，后学会说话的；三四岁就展现出他数学方面的天才；上小学算盘和心算能力远远高于同龄孩子和哥哥姐姐；高中时期一年里连升三级；入清华又被师生誉为物理系“四杰”之一；在欧洲留学和游学，更得玻恩、薛定谔、海特勒称赞。玻恩在给爱因斯坦的信中多次提及彭桓武，说“他比其他学生聪明能干，好像什么都懂、什么都会”。在《薛定谔传记》中薛定谔给爱因斯坦的一封信中提到彭桓武：“简直不可相信这个年轻人学了那么多，知道那么多，理解得那么快……”海特勒在一篇回忆文章中说：“同事中最受人热爱的一个是中国人彭桓武……经常的兴致结合着非凡的天才，使他成为同事中最有价值的一个。”同时，彭桓武在待人接物表现出的木讷和蠢笨也是令人惊诧的。三四岁时就讨厌与外人接触，家里只要来人，他就躲起来不见，每次理发都被母亲追得满屋子跑；小学时手工课常挨老师的板子；父亲重复最多的评语是“不懂政治，不会办事”；在英国，希特勒的第一枚炸弹落在他留学的城市里，满城人都惶惶不安，他却坐在灯下纹丝没动；“文革”时，中国科技大学有人贴他的大字报，在“资产阶级学术权威”的前面没有冠以“反动”二字，他看后竟高兴了几十年，他说“他们表扬我呐！”直到晚年，仍然有人说他是“不问政治的科学家”。彭桓武也从不避讳这一话题。他称自己一辈子没弄懂军、师、团谁大谁小，一辈子没明白部、局、处谁领导谁，他给自己的评语是：“人情方面的知识不如一个中学生。”
彭桓武的非凡还表现在他一方面记性好，一方面忘性大。记性好表现在数学、物理学方面。原子弹、氢弹理论攻关时，他常在小黑板上推导出一长串公式，手里的粉笔从不打绊儿，甚至到八十多岁，物理学上那些繁杂得吓人的公式，他都能毫厘不差地背出来，这令他的同事们惊叹称奇。在日常生活中他却是个忘性大的人。时常有这种情况出现：当别人兴致勃勃地讲起他不久前所做的事时，他像第一次听到一个与自己毫不相干的故事，显出同样的兴致勃勃和一脸的无知：“真有这样的事？”他曾试图把忘性大的罪过归咎于62岁那年得的脑膜炎，可马上就有同事站出来替脑膜炎“喊冤”。因为在此之前，就有人问他钱伟长戴不戴眼镜。与钱伟长在清华大学同一小组做实验达四年之久的他，竟回答不出来！
彭桓武的博学多才是与他勤奋读书、埋头研究分不开的。他在57岁那年，还在学习拓扑学。拓扑学令许多数学家都望而生畏，而他不耻下问，多次向年轻一辈的数学家周毓麟请教。82岁时他买了电脑，学会操作后第一件事是把他几十年创作的百余首旧体诗词输入其中，以备日后出《彭桓武诗集》之用。1996年春天，李觉去看望他，只见他的书桌上摆满了外文书和演算稿纸。归程中，同去的司机师傅感叹说：“老科学家还在看书呢！”
彭桓武身上存在着许多相互矛盾的东西，换种说法：在很多人眼中，彭桓武是个怪人。
他看不懂文学作品，看不懂电视剧，但是他的旧体诗感物抒怀、吟风弄月，文辞瑰丽，气势奔放，62岁那年，夫人刘秉娴撒手人寰，他悲不可阻，长歌当哭，一发而作联章七绝十二首。他还常去听音乐会或西方古典歌剧，聆听着《费加罗的婚礼》和《命运交响曲》，他常常激动得热泪盈眶……
他常称“忙”而谢绝会客，甚至拜访者到了门口，他也拒不开门。这些年有许多慕名而来的人或“拜师求教”、或“一睹英姿”，有的被他用身体挡在门外，好言劝走，有的却被他冷嘲热讽地“赶走”。但是，他却常蹲路边看别人下棋，一看就是半天。
为了寻找遗失在香山上的草帽，八十多岁的他冒酷暑从中关村返回香山，扔了可能也没人捡的破草帽！生活上节俭，对自己吃穿住行处处低标准的他，在得到“何梁何利基金科学与技术成就奖”巨额奖金后，首先想到的是那些在原子弹、氢弹事业中作出过贡献，而他觉得可以纪念的人们。1996年11月，他以他独有的方式颁发了他自己设立的第一届纪念赠款：他悄悄把三万元赠给了当年的一位科学工作者，纪念他当年的几次学术报告……
桃李不言，下自成蹊。
彭桓武用终生的努力和成就成为世界理论物理学家、中国著名军事科学家。他和他的那一代科学家奋斗的事业正使世界和平保持下去，使中国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他的治学和为人之道影响了我国整整一代理论物理学家。他的学生黄祖洽、周光召等如今都已成为我国著名科学家。 （摘自河北少儿出版社新书《两弹一星元勋丛书———彭桓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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