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7年11月5日，英国，在早餐桌上，我听到了伯林去世的消息。当时我正坐在几个月前与他共进晚餐时他所坐的位子上。接连几天，只要打开BBC电视或广播节目，就能听到他的熟悉的声音。伯林在描述他对当代13位杰出人物的印象时，谈到了倾听伟人声音的魅力：“在我看来，见到已占据我们想象力多年的人物，尤其是听到他的声音，必定会以某种深刻的方式改变人们的印象，并使这种印象显得更具体、更立体。”这段话也适用于我们对伯林的认识。伯林，这位20世纪自由思想家、哲学家、政治理论家和观念史家的泰斗，与其说是通过发表文字，不如说是通过“谈话”来传播他的思想的。其前辈鲍勒一直认为伯林发表的文字太少。直到上世纪70年代，伯林文集出版之后，那些无缘倾听他谈话的人才有机会领略他的思想的广度与深度。伯林严肃地对待他所思考的问题，但并不看重成果的发表。这种态度，正是传统牛津哲学家的态度。30年代，奥斯汀、艾尔等哲学家每周一次聚集在伯林的万圣学院寝室里研讨分析哲学。伯林虽对他们所信奉的逻辑实证主义深表怀疑——因为那种理论势必将人类的艺术、音乐和宗教情感视为无意义的东西——但很赞同他们那超脱功利之上的探索精神。那些哲学家总是把自己的思想视
为论证的临时步骤，而发表那些步骤，不就显得荒唐可笑么？伯林说过，那些连片刻都未处于这种捕捉真理的着迷状态之中的人，是从来体验不到追求知识的幸福感的。一位英国诗人说过，作品一经发表便结束了它的生命。伯林喜欢让自己的思想生活在谈话之中，他的写作犹如谈话，而这种才华与生俱来。他的老友安南以这样的话来概括伯林在伦敦圣保罗学校就读时的情形：“他身上有种奇特的东西，他在校园内四处闲逛，（总是与人）谈话，谈话，谈话……。”伯林的母语是俄语，他出生于俄国，他的第二语言是希伯莱语，因为他是犹太人。在12岁随家移居英国时，他已掌握了德语。他在伦敦上学的第一年就写出了出色的英语文章，显示了他那惊人的语言天赋。待他牛津大学毕业时，已经是一位知名人士，时常在BBC第三套节目中亮相。在讲台上，伯林是个雄辩的演说家，但他其实是很羞怯的，在演讲之前，他总要反复“排练”。一旦上台，他那天生的演说才能就会战胜他天性中的羞怯。一次伯林外出演讲，不希望夫人同行，因为她在家已听了他的“排练”，而夫人执意要去，结果发现伯林即兴讲了一个完全不同的话题。而在私下与朋友交谈时，伯林的口才表现得更为突出。我清楚记得1996年仲夏之夜，他在哈斯克尔
教授家与我们的最后一次交谈。他滔滔不绝地从圣经谈到19世纪的德国和法国诗人，从电话和自行车的普遍使用对人类行为的影响谈到信息时代，从画家谈到音乐家，从大学教育制度等严肃的问题谈到牛津与剑桥正在流传的趣闻……伯林具有非凡的记忆力，对他所涉及的人物名字、事件和行为记得一清二楚。那晚他背诵了6岁时所学的法语诗，吟唱了一些歌剧段落。他思路敏捷，讲话速度飞快，在他的谈话中，各种观念、明喻和暗喻接踵而至，令人应接不暇，那些不熟悉他的口音的人，往往难以理解他。据统计，他在一分钟里能说400余字，这些词语如前浪推后浪，激荡翻滚而来，他的舌头似乎总是在冲刺追赶他的思想。凡可用两个字之处，他从不用一字了事。他爱开玩笑，富有幽默感——不是英国式的幽默，而是果戈里和契诃夫式的幽默。难怪人们觉得听伯林谈话犹如观赏一场盛大的庆典。
伯林的健谈，而非他的著作（其中大多数也是基于演讲的），为他带来了爵士头衔和其他26所世界名牌大学的荣誉博士称号。像他笔下的托尔斯泰一样，伯林是一个悖论，但是一个性质不同的悖论。托尔斯泰是一个知道许多事情的“狐狸”，但却佯装是仅知一件大事的“刺猬”，伯林既是一个饱学多闻的大“狐狸”，也是一个知道大事的“刺猬”，但他不愿写一部“大书”来表述自己的大信条。他认为，人们无法，也不应该试图从复杂纷纭的人类活动中推演出托尔斯泰所相信的大事：解答种种人类问题的万能钥匙。如果他这样做，就会违背他的人生观。
生活本身没有意义。是世上的男男女女赋予了生活以意义。人，而非“必然性”或“非人的力量”是思想家研究的合适对象。伯林对思想的研究总是与对持有思想的人的研究紧密结合起来。他的谈话，是理解人的重要方式，也是他的一种生活态度。不同于“清高”的哲学家们，伯林热爱生活，尽情地享受生活，大力为世俗生活讴歌。他优游于时髦社会之中而不受其引诱，他不避讳会见名人，他赞赏人群中的男女天才，崇拜英雄，但不与黑格尔式的人物往来——因为他们认为伟人可以不受道德制约。他认为，那些不食人间烟火的文人学士为了回避上层社会而在自己与现实之间树起了一道屏障，妨碍了他们对世界的理解。二战期间，伯林在华盛顿英国大使馆工作，他以极大的热情观察美国政界要人的性格和他们所处的政治场景，他写的报告成了英国战时内阁政府必读的文件。（邱吉尔对伯林的描写大为赞赏，特邀他共进晚餐，但秘书却错邀了一位名叫伯林的画家，邱吉尔对此啼笑皆非。）伯林从美国回到牛津教书前，哈佛大学的逻辑学家谢费告诉他，在哲学上，人们一直在纠缠相同的老问题，没有希望增加永恒的新知识了。经过反复思考，伯林认为此话有理。于是他立志去研究可以改变人们对生活的理解的东西。后来，
在列宁格勒与俄国女诗人阿赫马托娃的彻夜畅谈，使他更明确了自己应做的事，更明白了高悬的目标与现实之间的激烈冲突。
伯林发现，历史上一些具有独创性的思想家往往有夸张的倾向。例如：启蒙时代的某些哲学家以夸张的方式构想了一个错觉：人类的一切毛病都是可以根除的；只要我们更理性一些，就会找到治疗人性弱点的方法。这种思想之所以是一种幻想，是因为人类并不是依靠与邪恶作斗争而生存的，相反，人类是依靠选择自己的目标而生活的。启蒙运动所传递的中心思想是值得商榷的，这种思想认为：真和善只有一种，而一切与之不符的东西必然是有问题的，因为人类所珍视的价值观念最终不可能发生冲突。
伯林恪守英国经验主义传统，坚信是我们自己的经验构成了现实。在这一点上，他与休谟、穆勒和罗素声气相通。不过，他更注意研究这个传统的劲敌：维科、赫尔德、迈斯特尔、哈曼、马基雅弗里。在伯林看来，这些人物否认世上的男男女女是遵照经济学家和政治科学家所宣称的理性法则生活的，从而提出了更有意义的问题：是什么影响了人们如其所为的那样行动？难道不是他们的语言、文化、风俗和归属一个民族或国家的意识吗？这种思想必然激发伯林为多元论辩护。他主张让一切合理的道德规范并存，反对把任何一种价值标准绝对化。人类的目的既无法用共同尺度衡量也不能彼此相容，甚至善的目的会相互冲突。实施怜悯不可能不减弱正义，争取更多的自由不可能不践踏平等。反之亦然。自由本身也有两种矛盾的含义，伯林称“不受他人干扰的自由”为“消极”自由，而其对立面“积极”自由则指的是卢棱心目中的自由，即屈从于一个比自己意志更高的意志，而这种自由很可能走向它的反面。
同样，在我们自己的文化中，有些价值与另一些价值不相容，而与其他文化的价值的情形更是如此了。没有关于人类事务的科学可以解决这类冲突。培根的名言“知识就是力量”在此并不适用。知识并不能帮助我们摆脱人类选择的两难境地。我们必须选择，而每一个选择都可能带来不可弥补的损失。我们所选择的价值观念决定了我们的生活方式。在我们作出选择时，某些道德上的冒险是不可避免的。
大多数明智的人，能在生活中找到平衡。为了稍微多一点平等，愿意牺牲一些个人自由。原则只是尽量避免损坏更多人的利益。这就是伯林所说的“现实感”。他在许多伟人身上看到了这种特质，他自己尤其如此，所以朋友们都称他是智者。伯林告诫我们，在道德选择上，我们既不要过于乐观，又不要过于悲观。因为“在人的身上，有许多非理性的欲望……这是人的本性的组成部分。如果人没有深藏的非理性冲动，就没有宗教，没有艺术，没有爱”。正因为如此，伯林把康德的一句话奉为座右铭：“从弯弯曲曲的人性素质里，从未做出笔直的东西。”伯林认为，在人类的不规则的结构里，存在着价值，假如硬将它们压缩成某种模式，它们就会受到损害。
伯林对人性悖论的洞察，对社会价值观念与个人自由的矛盾的理解，并非说他是相对主义者。人生的目的和道德原则有许多，但绝非是无限之多。它们必须在人类的地平线之内。自由、平等、宽容都是人类孜孜以求的美德，残忍就是残忍，尽管在宽容的社会里依然存在着残忍，它是人类要扫除的邪恶。伯林是一个坚定的犹太复国主义者，但当国王大卫旅馆被炸毁时，他严厉谴责了犹太恐怖主义。数年之后，当他遇到以色列总理贝京时，拒绝与他握手。在他生命垂危之际，他依然不忘合理地解决巴以冲突问题。
伯林将目光紧紧地注视在人类的地平线之内，努力弄清人类在多大程度上可以达成相互理解。人类的同情心是解决人类问题的关键。人类所遇到的一切问题都有意义，但不能依据最终的目标或公理，而必须依据特定时间与特定地点中的特定人物的特定需求加以解决。“历史没有歌词”（即必然性），但它却是我们理解和剖析人类思想不可或缺的显微镜。
诚如伯林始终不愿将理论问题与对活生生的人的研究分离开来，他总是在历史的框架中研究观念。伯林之所以注重观念史的研究，是因为他认识到人类历史上一切革命或运动都是观念的产物。他在《自由的两种概念》中是这样描写观念的威力的：“一百多年以前，德国诗人海涅曾警告法国人不要低估观念的力量：在宁静的教授书斋里孕育的哲学观念可以摧毁一个文明。”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是处决德国自然神论的宝剑，而卢梭的社会契约论成了罗伯斯庇尔推翻旧制度的利器。从这个意义上说，观念左右我们的世界。伯林断言，在后世看来，有两个明显的事实塑造了整个20世纪的人类历史，那就是“自然科学与技术的发展”与“思想的风暴”，但它们都“始于人们头脑中的观念”。
观念史是一门在20世纪上半叶才出现的新型学科，它试图追踪各种观念的发展。美国观念史之父洛夫乔伊致力于探究“单元观念”的衍变，法国智力史家们注重结合环境探究人的心态，而德国学者则把这门学科限定于语言学上的概念史研究。也许是观念史的定义的多义性和方法的多元性，它引起了人们，尤其是英国人对这门学科的怀疑态度。伯林与时流对抗，将大部分时间都花在对自由、启蒙运动、浪漫主义、民族主义等一直影响着我们的重要观念的研究之上。奇怪的是，有人指责他与当代的学说亦即海德格尔、胡塞尔等掀起的反启蒙运动、反理性哲学的思潮脱节。海德格尔是一个纳粹分子，在弗赖堡大学迫害过犹太人和维护自由主义思想的教授，伯林虽对他的人格嗤之以鼻，但还是承认，他和胡塞尔影响了巴尔泰斯、拉康、德里达、福轲等人，这批法国思想家对英美经验主义传统提出了挑战，其锋利程度与19世纪浪漫主义者对英国实证主义的反判不分轩轾。然而，他们的思想和方法在本质上是反历史的。伯林坚持认为，我们必须把思想家放到他们的历史上下文中去检讨，正是出于这个原因，他无意参与知识时潮。他发现了不同的哲学，一种利用真正的历史的哲学：只有在历史中，我们才能真正批判地理解那些持续、 甚至加剧地影响着我们的生活的观念。
伯林离开了我们，他成了历史的一部分。“他诞生于帝俄衰落之际；在世纪末一个阴晦的星期五上午，他落葬于牛津沃尔弗科特墓地犹太人区。7岁的时候，他看到了俄国革命的旗帜在彼得格勒父母寓所的阳台下面飘扬；他年寿够长，目睹了苏联…的解体。俄国革命构成了其生活和著作的背景……”。作为思想史家，他揭示了这场革命的性质；作为政治理论家，他维护了与之相关的人类文明。我们这些有幸亲聆他谈话的人，都忘不了他那牛津、彼得格勒、里加口音交织一体的急促声音。如果思想家能够创造观念和运用它的力量，那么去除对人类产生危害的思想就是思想家的天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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