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实上，香港与上海在30年代就已往来频繁，早有并称双城的夙愿。哈佛大学教授李欧梵在《上海摩登》（牛津出版）末章“双城记”里，不但指出上海与香港互为“纳者”的关系，而且独具慧眼点出50年代涌入大量上海移民的香港，其实是上海这个传奇都会的“镜像”，即使上海在1949年之后风格有变，但香港对于老上海还是怀着强烈的乡愁。而且，80年代末期以来，上海随着外来投资而逐渐复苏的城市景观，却如同是香港的复制。这岂非“镜像的镜像”？李欧梵的这个观察可说一语道出了上海与香港彼此缠绕的命运纠葛。
这样看来，在近半世纪逐渐具备国际都会雏形的台北，该是悬落在双城脉络之外突然迸出的野草闲花，就如李欧梵开玩笑所说的“双城的婚外情”了？其实问题并不如此简单。李欧梵认为，华文地区的城市可以在各种层次上找到某种联系。譬如上述的“香港、上海”双城是一组概念，“京派、海派”又是一组概念，而在上海、香港、台北三城中，受中国文化浸染较深者当推台北、上海。30年代扎根于上海的现代主义文学，也曾随文人南渡移植到台北，但是，在影视等通俗文化的交流上，香港与台北却又更为密切了。除此之外，台北人对旧上海也是恋恋情深。
有趣的是，上海人固然缅怀旧上海，可是上海的左派知识分子对重现旧上海却不以为然，许子东指出，《三城记》的编选不仅在于了解三个都市性格，以文学史的意义而论，它也足为中文文学发展史拾遗补漏，梳理京派传统之外的其他文学传统。而这也碰触到现时上海的文化冲突问题。许子东说，中国现代文学简略而言可以分成几个线索：一是陈独秀《新青年》、鲁迅《呐喊》的左翼传统，之后由50年代中国作协一脉相承，认为文学应该是为了救国救民。二是由周作人、郁达夫、沈从文等人所代表的京派传统，他们基本上不同意文学是为了经国济世，而主张文学是作家文人情感和艺术表现。第三则是发达于上海的鸳鸯蝴蝶派，其中最为知名的作家是张恨水。最后则是强调都市的现代派，包括施蛰存、穆时英、张爱玲等。这几条线索中，除了京派传统外，其他都与上海有极深的渊源。但是到了1949年之后，上海这个城市发生了变化，鸳鸯蝴蝶派在上海消失而成为香港通俗文学的主流，张爱玲则在台湾及海外华人地区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只剩下左翼传统仍在上海屹立不摇。直到今天，虽然上海的官方与外来投资者都希望恢复旧上海的景观，但是知识分子的思想还是在于左翼的传统，因此对于要恢复风花雪月的旧上海不无
反感。因此，许子东认为读过《三城记》梳通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出现的其他传统，可以改变独钟京派的现象。
李欧梵说，有一次他和几位学者到上海开会，大家谈起到底是香港还是上海的咖啡馆好，最后的意见是，上海的咖啡馆有情调，香港的咖啡好喝。李欧梵则补充一句，咖啡好喝又有情调的咖啡馆在台北。上海人熟悉的香港作家是金庸和李碧华，对于西西、也斯等纯文学作家是很陌生的，同样的，香港人对王安忆等上海作家也不了解。但是，不论是王安忆还是西西，都可以在台湾获得读者的认同，这或许说明包容百川的台北仍有作为华文出版中心的丰厚土壤，只是这样的优势能维持多久就不得而知了，《三城记》的构想由上海拔得头筹，不就是一个信号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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