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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状遗传率的测定通常有三种方法。测定遗传率的直接方法依赖于对分开抚养的单卵孪生子的相关性的测定。相关性是相似程度的数学表达，100％是指完全相同，0表示根本无相似性。这种方法建立的前提假设是，在特殊情况下，单卵孪生子从一出生就分开抚养，孪生子之间某性状的相关性等同于这个性状的遗传率，因为他们各自享有截然不同的环境。根据这种逻辑，智力的遗传率是74％，因为在110对孪生子样本中，74％对的智力水平相似。换句话说，单卵孪生子中智力水平74％的差异可单由基因来解释，而不必考虑环境的差异；而剩下的26％的智力差异必然造就于环境因素。这种方法得出的结果是估算的上界，因为分开抚养的单卵孪生子肯定共享一些环境，即使他们是隔离抚养的。分开抚养的单卵孪生子能自由地构建他们自己的环境，一定程度上，个人环境的选择是受基因影响的。另外，正如以前所说的，在同一历史时期出生的孩子完全可能共享外界环境对家庭的影响。惨淡的大萧条时代、20世纪60年代充满希望的太空开发新纪元、20世纪80年代无节制的贪婪，这些都或多或少地会对孩子产生影响。因此，智力的实际遗传率要低于74％。
测定遗传率间接的方法依赖于对一起抚养的单卵孪生子和一起抚养的双卵孪生子的相关性的测定。智商遗传率的计算通过将单卵孪生子的IQ相关性减去双卵孪生子的相关性后乘以2得到。根据这种计算方法，智力的遗传率大约是52％。虽然双卵孪生子在遗传学上较兄弟姊妹并无更多的相似性，但双卵孪生子的IQ比其他（非孪生子）姊妹之间的IQ更具相关。这意味着双卵孪生子间比兄弟姊妹之间具有更多的“共享环境”，双卵孪生子的环境也较正常人更为一致。因此，这种遗传率的间接计算方法可能低估了“共享环境”的作用。间接估计遗传率的方法存在着这些不确定性，意味着真实的IQ遗传率必定在30％－70％这个范围内。
由于诸种不确定性，需要有一个估计智力遗传的较好数学模型。为制作这种数学模型，研究者尽了很大的努力，并且不断地将新的数据补充入模型中。长话短说，目前的数学模型估计智力的遗传率为47％－58％之间。另一相似的模型估计为54％－64％之间。折衷一下，我们尝试性认为平均遗传率为60％。这意味着40％（或者大于1／3）的平均智力水平归功于环境差异。环境在决定智力中至关重要，在赤贫的环境下，一个深具潜力的孩子可能会丧失其全部的辉煌未来；而对于一个普通孩子来说，缺乏足够的教育将使他的能力低于平均水平。
如果同性恋是由遗传影响的，那么在某一特定的家族里应该有更多的同性恋者。为了确认这一点，一项研究通过两个艾滋病诊所和几个同性恋组织招募了114名自认的同性恋男性，对他们及亲属的性取向进行了调查。该研究同样采取问答的方式，问题包括自我的性别意识、性发育和性行为，同时也包括家族成员及其本人的病史。虽然调查的过程细致而缜密，但它还是有无法克服的缺点。有些人在被讯问时不一定直言相告。即使暂且不说这一点，由于没有直接调查受试者亲属本人，他们的性取向的判定也未必可信。调查的数据表明，绝大多数同性恋男性10岁时第一次感受到对其他男性的兴趣，16岁时自我承认为同性恋者，而到22岁时则“公开承认”自己为同性恋者。受试者的平均年龄为36岁，因此绝大多数受试者的同性恋行为已经延续于整个成年期。
研究人员发现，同性恋的确与某些家族关系密切。受试者的兄弟中有同性恋者的例子是一般人群的7倍。在远亲中，母系的同性恋例子比父系的高3倍。在同性恋者的舅舅和表兄弟中，大约8％的人也是同性恋者，而一般人群仅为2％。因为舅舅及表兄弟与受试者共享遗传信息而成长环境各异，所以有力地提示了同性恋的遗传性。令人震惊的是，同性恋者父系亲属中男性同性恋者相对较少，而女性同性恋者在父系与母系亲属中均极少。许多科学家都认为同性恋是由遗传决定的，但只有极少数科学家推测到同性恋是通过母系传播的，因此，这个发现颇为令人震惊。此外，同性恋男性与同性恋女性常不出现在同一家族中，另一个出人意料的论断认为，两者可能在遗传的方式上存在差异。
男性同性恋来源于母系。假如这是事实，那么，该性状的遗传可能与X染色体有关。女性有两条X染色体，各来自双亲的一方，即使一条X染色体出现畸变或异常，只要另一条是正常的，仍然可以表达正常的性状。但是，男性只有一条X染色体，来自母亲。每位男性从父亲那里遗传了一条Y染色体，而不是X染色体。男性的X与Y染色体都是单倍的，如果某一拷贝的基因发生畸变或异常，它将别无选择地表达异常。显然，男性比女性更易表达X染色体的相关性状，而女性表达X染色体畸变或异常性状的唯一可能，是她同时遗传了双亲的X染色体变异基因。
为了验证同性恋是通过X染色体遗传的，研究者检查了40对同性恋兄弟位于X染色体上的基因标记。选择这些人仅是为了提高确认同性恋基因的可能性，虽然选择这样一个不寻常的群体值得商榷。在检查了这些同性恋兄弟的血样，以及他们的母亲和可能找到的同胞的血样之后，研究者发现，其中33对兄弟在特定区域的基因标记上有一致性，他们的X染色体可能携带了与同性恋相关的基因。另外7对兄弟没有出现一致性，这可能意味着同性恋还存在其他的遗传或非遗传来源。当然，在作出确定的结论之前还需要对这个结果进行重复与扩展。但总的来说，这项研究还是很认真的。
一项针对领养儿童的大规模研究揭示，儿童有重复亲生父母犯罪行为的倾向。该研究检查了丹麦14427名养子，将他们的犯罪记录与其亲生父母作比较。研究发现，在孩子亲生父母与养父母均无犯罪记录的例子中，约14％的养子曾犯下某种罪行。该比例虽然略高于随机人群，但仍在情理之中。如果是养父母而非亲生父母曾经犯罪，则养子的犯罪率是15％，从而可以看出，“环境”父母对养子的影响甚小。但是，如果是亲生父母而非养父母曾经犯罪，则20％的养子同样犯罪。这显示遗传父母对儿童的影响大于环境父母。如果亲生父母与养父母都曾犯罪，则养子的犯罪率是25％。该资料有一处极其微妙，研究者发现暴力犯罪并无遗传倾向，而在财物犯罪上显示出一定的遗传倾向。即使亲生父母某一方曾犯过三次或更多的暴力罪行，养子的暴力犯罪率并不高于一般。但如果亲生父母某一方曾卷入三次或更多的财物犯罪，则养子的财物犯罪率比一般人要高出2倍。约4％的男性养子参与了超过69％的犯罪，这揭示绝大多数犯罪是由惯犯所为。男性犯罪率总体上较高，这提示，如果一个女性犯罪，那么她更可能是受到了遗传的影响。对于那些亲生父母犯过三次或更多罪行的养子，似乎他们最有可能沦为罪犯，但是，他们当中仍然有75％的人并没成为罪犯。如果有人对用预测来阻止犯罪感兴趣，这就是个问题，因为它暗示难以或不可能准确预测谁最有可能成为罪犯。
新近一项大规模研究获得了遗传与犯罪行为相关的证据。科学家检查了1930－1949年间出生于斯德哥尔摩的862名私生男子的记录，他们均由非亲家庭领养。研究者利用国家犯罪委员会、禁酒委员会、国家健康保护系统、儿童福利机构和全瑞典地方医院的记录，获得了养子与其父母的犯罪、酒精滥用、医疗问题和社会历史的一揽子信息。根据亲生与养父母的犯罪记录，将养子分成4组。最大的一组没有犯罪遗传背景，也没有犯罪的领养环境。约14％的养子有高犯罪率的遗传背景，但由遵纪守法的家庭领养。另外8％的养子有遵纪守法的遗传背景，但由高犯罪率的家庭领养。不幸的最后那一组既有犯罪的遗传背景，又由同样糟糕的家庭领养。结果发现，皆具不良遗传与环境背景的养子中有40％最终成为罪犯。遗传与环境对这些养子的犯罪行为均有作用，但遗传的作用似乎远远大于环境。由守法家庭领养的孩子中，有犯罪遗传背景的孩子成为罪犯的可能性是遗传背景清白的孩子4倍多。但同时也发现，养子的犯罪行为不能单用“犯罪基因”来解释。要减少犯罪必须要依靠基因与环境的协同作用。事实上，这些瑞典养子的犯罪行为都与饮酒有关，如果能降低酒精中毒率就能降低犯罪率。基于这些发现，研究者计算出瑞典犯罪行为的遗传率为74％，这一数字显然要高于美国的实际情况。瑞典是一个文化非常均一的国家，如果像瑞典那样将儿童的环境差异降至最低，则个人差异必然源于基因。换句话说，如果经历了相同的环境但结局却不同，则暗示这种不同是天生的。在美国，不同阶层孩子的环境差异如此巨大，可以预料环境在引发个人差异中发挥了更大的作用。
酒精中毒的罪犯倾向于暴力犯罪，而非酒精中毒的则倾向于较轻的财物犯罪。一个罪犯饮酒越多，他犯下的罪行就越狂暴，而且犯罪与酒精中毒的开始通常相隔不到2年。轻度酒精滥用者中，约22％的男性是罪犯，而严重酒精滥用者中，将近67％是罪犯。暴力犯罪与酒精的关系如此密切，以致于科学家甚至提出：是酒精中毒而非犯罪有遗传性，犯罪仅仅是酒精中毒的伴随物。
罪犯的性别也有力地影响了犯罪的遗传倾向。看来促成犯罪的基因在两种性别中颇为不同。在女性身上必须有严重的先天犯罪倾向才能产生与男性同等的后果。事实上，男性更多地受基因影响，而女性更多地受环境影响。如果一名女性在都市中成长或者曾在孤儿院中呆过很长时间，那么她成为罪犯的危险将会提高，而这些因素对于男性却并不重要。如果一名男性社会与经济地位低下，或者童年时频频更换抚养家庭，那么他将更有可能成为一名罪犯。有趣的是，孤儿院和频换抚养家庭均能破坏儿童与父母角色友好相处的能力。或者，换一种理解，这些儿童可能自己反常使得养父母们厌烦，从而剥夺了自己与成人友好相处的机会。不管怎样，缺乏与成人稳定而友爱的关系在某种程度上促成了儿童日后的犯罪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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