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中国出版界人才水准全面提升，最集中的一个代表就是出版界中杰出的高学历领导越来越多。他们以自己丰厚的学识为中国出版事业做出了贡献。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社长王霁是哲学博士，他曾师从肖前先生研究认识论，博士论文题目是《认识系统运行论》。这些年来，他以当代社会走向为中心，广泛涉猎了马克思主义的各个组成部分，对当代各种社会思潮进行了综合性的研究。
在他看来，其他社会科学也都应该真正成为“社会”的学问，而不是“专家”的领地，这个信念使他在主持出版社工作的时候既务实，又有开阔的视野。
王霁认为，作为以出版学术书为主的大学出版社的社长，“博士”这个身份有比较重要的实际功用。一个只懂经营而在学术领域没有视野的大学社领导，并不一定能把出版社搞得好。同时，出版社也是一个文化企业，自有它的一套管理程序，这也不是每个学者都可以经营得好的。王社长认为，他对出版社管理方面的学习得益于他学哲学训练出来的思维：习惯于透过现象抓规律。“哲学一旦和实际结合起来，其功效是巨大的。”
“出版与学术是互动的。”王社长说。一方面，学术研究可以使社长对图书的选题策划予以把握和指点，另一方面，搞出版也开阔了眼界，扩展了知识面，使学术研究在出版过程中得到提升，进而造就跨学科的新型学者。所以无论工作多忙，王社长一直在关注哲学研究的发展。
认识江淳时，她是广西教育出版社的社长，她干练的工作风格和面对生活的那份洒脱让人难忘，同时她改变了我当初对“博士”的狭隘认识。那天临别，她把两盒包装得很好看的月饼塞给我，说是“祝中秋快乐”，月饼的味道早忘了，但是那份裹挟其间的女人的细腻与温情大概会永远记得。
江淳1988年毕业于山东大学历史系，获博士学位，历经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广西教育出版社、广西人民出版社的工作，现任广西人民出版社总编辑。高学历对我来说只是过去，如果以为得到了博士学位就可以高枕无忧了，那将很快被时代抛弃。高学历让我对自己有清醒的认识，那就是必须学习、学习、再学习，仅凭学校学到的东西，无法保证你能坦然面对新时代。高学历使我掌握了一些学习方法，使我不致面对信息爆炸的时代而束手无策，仅此而已。
中国出版界的博士社长、博士领导远不只这些，除了天津市新闻出版局局长成其圣（南开大学文学博士），山东文艺出版社社长路英勇（山东大学中文系在读博士），还有广西新闻出版局副局长黄理彪（山东大学中文系博士），广西人民出版社副总编温六零（南开大学在读博士生）等等，至少有二三十人。
南开大学出版社社长只是肖占鹏三重社会身份的一种，他同时还是南开大学文学院的教授、天津新闻出版局的副局长，学者、官员、文化企业管理者他样样都作，而且作得有声有色。在南开大学上学期间，肖占鹏就是校团委常委、博士研究生会主席，尽管他的专业是中国文学批评史，但是通过开展一系列学生工作，他参与社会的意识已经很强。“高学历能让人视野更开阔，学术眼光和参与意识较强，尤其作为一个大学出版社社长，有着与一流大学相匹配的深邃的学术眼光是非常重要的。”这是电话采访肖占鹏时他说的第一句话。
1999年时南大出版社的码洋是3400万，到今年几乎翻了一番，达到6000万，如此迅猛地窜起，缘于肖占鹏在大学出版社中较早地提出了面向市场的概念。对市场的准确把握得益于当文化发展公司总经理的经历，1990年取得博士学位后，肖占鹏开始参与南开大学文化产业的规划和实施，那时从事影视制作、音像制作累积的经验对他以后对出版社的经营管理受益良多。担任天津新闻出版局副局长后，高学历让肖占鹏在政治政策方面的把关上应对自如，能够与主管的12家出版社进行深层次的对话。
博士社长是中国出版界优秀人才的一个代表，虽然这里采访的博士社长是很不全面的，可是，他们代表着中国出版界人才升级的方向，也意味着新世纪中国出版的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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