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长时间里，我也曾为争取读书的权利而苦苦挣扎，其间的艰辛与屈辱，不足为外人道也。也正因此，我很能理解并认同那些非上北大不可、屡败而又屡战的朋友的心情。只是那时我胆小，只求有书可读，不敢像他们这样挑三拣四。看年轻一代义无返顾、不达目的决不罢休的勇气，着实让我感动。我也曾劝前来报考的朋友，将如此多姿多彩的生命，孤注一掷于“考研”，实在不值得；不如换个学校，取得自由自在读书的“资格”要紧。可说了等于不说，该考的照样考。逐渐地，我明白了，在这个问题上，上一辈人力求稳妥的策略，与年轻一代虽四处碰壁但仍锋芒毕露的性格相比，还是“稍逊风骚”。从这个意义上说，鲁迅笔下九斤老太那样的叹息是没有道理的。
至于为什么非上北大不可，这可不属于“知识经济”论述的范围。对有的人来说，北大只不过是一所可供就读的大学；而对另外一些人来说，北大却是人生中不能不圆的梦。对于前者来说，北大纵然学术氛围不错，可挑剔处依然多多；而对于后者来说，北大是实现其五彩斑斓的人生梦想的关键一环，即便有这样那样不愉快的经验，话到口边，仍不免将其理想化。每念及此，对于那些徘徊在燕园周围、久久不愿离去的年轻朋友，我实在不忍搅破他们神奇的梦想。
书中有位朋友说：“为梦想而努力，但不一定能在北大实现。”这话如果改为“为梦想而努力，但不一定非在北大实现不可”，我想，当更能显示这个特殊群体的目光与襟怀。求学要紧，考试要紧，谋职要紧，但最要紧的，还是如何“融入北大的精神中”。听那么多尚未真正进入北大的朋友谈论“北大精神”，我相信很多北大人会既感激又惭愧。现实中的北大，并不像他们描述的那么美妙；可正因为隔岸观火，不带功利色彩，反而容易看出（当然也有夸大）北大的好处。那确实是北大，只不过是略带神话色彩、被理想化了的北大。作为一个教育机构，能让无数年轻人梦魂萦绕，寄予如此文化情怀，乃至成为某种精神象征，这一点，确实值得北大骄傲。我相信那位印度留学生的话，在国外，并没有“北大精神”一说。将一所大学历史上曾经有过的辉煌以及现实中的若干特征，概括为某种众望所归的“精神”，实在有点夸张。可问题在于，许多中国读者并不觉得如此称呼有何不妥。也正是这种交织着神话与现实的传说，这种借他人酒杯浇自家块垒的别有幽怀，这种爱之深故责之切的怨恨，这种因擦肩而过造成的终生遗憾，构成了许多人无法解脱的“北大情结”。
在众多关于北大的神奇传说中，最有影响、而且延续至今的，当属本书所涉及的自由听课。给充满求知欲的青年学生自我设计、自我选择的权利与机遇，学分制已经在很多大学推广开来；北大真正特异之处，在于默许外系、外校乃至外地的学生未经注册而进入教室。只要教室里有多余的位子，而你又不影响正常的课堂教学，周围的人即使明知你不是北大学生，也不会横加干涉。这已经成为北大校园里最为引人注目的风景。在《老北大的故事》（江苏文艺出版社，1998）中，我提到“几乎所有回忆老北大教学特征的文章，都会提及声名显赫的‘偷听生’，而且都取正面肯定的态度”。具体的例证可以变换乃至省略，但以下这段话，在我看来，至今依然有效：
偷听生对于老北大的感激之情，很可能远在正科生之上。尽管历年北大纪念册上，没有他们的名字，但他们在传播北大精神、扩展红楼声誉方面，起了很大作用。
没有做过详尽的考察，但印象中，北大百年史中，“偷听生”最为活跃的，除了二、三十年代，就是八、九十年代。中间几十年，因战争炮火或政治运动，众人谋生不易，无暇旁顾；除此之外，北大校园从不单单属于北大人。或许可以这么说，在中国的诸多大学里，北大的门卫最严，可北大的教室最松。
称为“偷听生”，实在有些不雅；称为“校外听讲者”，又未免太罗嗦。但我相信，没在北大正式注册，但又因某种机缘曾在北大听过课，这样的朋友，肯定很多。本书收录的，主要是考研朋友的自述。其实，还有在北大进修过一年、访问过三个月、听过几次讲座的国内外学者，以及没拿文凭的进修教师和培训班学员，还有北京各高校跑来选修若干课程的研究生，他们都或多或少感受过这里的校园文化氛围。这些人的评价，对于北大来说，其实是至关重要的。他们在北大呆的时间不长，故保留强烈的新鲜感，加上这段经历有点特殊，不免将其作为茶余酒后的谈资。可别小看这些未经证实的“公论”，它直接关系到北大的社会声誉。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不觉得有彻底堵塞“偷听”漏洞的必要。不说如何“发扬光大”，而是担心被“斩草除根”，是因为“偷听”的流行，明显有违现行的大学规章制度。别的大学当然也有“偷听生”，但不若北大那么有名，更不会像北大的“偷听生”那样自称“边缘人”，而且还将自己的经历堂而皇之写成书。许钦文、金克木等人的追忆文章，发表于离开校园几十年后，因事过境迁，尽可当逸事欣赏。这回可不一样，人还在校园，而且“偷听事业”明显后继有人，竟然大张旗鼓地将其作为雅事来谈论，我实在有点担心。
原先校方的态度，很可能是既不提倡，也不禁绝。在这么一种朦胧状态中，许多有心人很好地利用这一便利，获取自己所亟需的知识。自从“北大边缘人”成为一个公众话题，相信会有更多的朋友慕名前来“就读”。这样的话，北大将不堪重负，以至不得不采取若干严厉的限制措施。这本来是一层窗户纸，不捅破，可以各行其是；一旦捅破了，一切都摊在台面上，反而不好办。近年北大比较受欢迎的课堂上，已经出现校外的朋友勤快，害得姗姗来迟的本校本系本专业的学生无从选修，因此啧有怨言的局面，再来一个“广而告之”，如何了得？
不管是老北大，还是新北大，这种自由听课，都只是习惯使然，而不是校方有意倡导。相反，从加强教学管理的角度，如此“自由散漫”的课堂，是不可取的。至于为何屡禁不止，只能理解为传统力量的强大。当初老北大之所以默许“偷听生”存在，一是学校管理不严；二是实行选课制度，教师不可能认识课堂上的所有学生；三是每门课选修的学生不多，教师乐得睁一眼闭一眼，多收几个热心向学者；四是基于孔夫子“有教无类”的观念，潜意识里相信，人类有平等受教育的权利。最后一点尤为重要，但又不宜公开提倡，否则，现实中的大学（古今中外），根本无法经营管理。
理想中的大学，应该是没有围墙的。任何一个公民，只要有时间、有精力，听得懂相关课程，大学就应该向他们开放。随着知识经济的发展，人们逐渐意识到，教育上的不平等，其实是一种更大的社会不公。假定天赋和体能相等，有机会进入北大的，显然比没机会接受大学教育的，有更多的生存空间和发展机遇。能不能上大学，能不能上最好的大学，对一个年轻人来说，很可能决定其一生命运。我欣赏书中一位朋友的话：“学习知识的权利是人人平等的。”可同时我也知道，所谓教育机会的平等，几乎是不可能实现的梦想。即便一百年后，中国达到今天发达国家的经济和教育水平，能依照自己的意愿，进入第一流大学读书的，依然只是一小部分幸运儿。
也就是说，即使到了那一天，“到北大听课”，也不是每个人都能实现的梦想。北大校方之采取某些限制措施，以保证正常的教学秩序，我以为，不仅合理，而且也是必须的。但这里有个限度，就像书中有位朋友通情达理的说法，吃饭（因学生食堂有补贴）、上课、进图书馆的限制尚可理解，公开讲座应该允许自由参加。因为，这是北大开向社会的一扇窗口，不单展现自家风光，也借以吸纳社会人才以及公众目光。我坚信，除了各专业领域日新月异的发展，北大在中国教育文化界之引领风骚，还有赖于充满生机的校园文化，不忘天下的承担意识，以及界面友好的形象设计。
作为一名北大教师，我对本书的出版，心情很矛盾——既欣喜，又担忧。喜的是书中所体现的顽强意志与旺盛的生命力，也包括其中折射出来的很有“亲和感”的北大形象。忧的是，此书的出版，以及此前此后报刊对此问题的炒作，很可能导致加强课堂教学管理的要求。如何既保留北大相对开阔的胸襟，让更多有兴致的朋友到未名湖畔走走；而又不影响正常的教学秩序，我以为是一个棘手而又必须直面的难题。
（本文系作者为《北大边缘人》一书所作的序，本报发表时有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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