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三年前，新加坡前总理李光耀的著作《风雨独立路——李光耀回忆录》出版，其下篇《经济腾飞路——李光耀回忆录》日前由外文出版社和新加坡联合早报及联邦出版（新）私人有限公司联合推出。李光耀记述往事，把毕生治国、发展经济和建设国防的切身体会，浓缩成这本600多页50万字的回忆录。该书延续了第一本回忆录的坦率、灵通、有力的风格。记录了成功人物所经历的一段富有魅力的人生。读者从中可以看到一位深具政治眼光的领袖，怎样在世界政局的汹涌潮流中，把新加坡这个弹丸小国发展成繁荣兴盛的现代国家。这条腾飞之路，对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是一种启发和激励。下文即摘自该书。
我很幸运。不论后果如何，我的妻子芝，对于我的持续斗争，从来不质疑或有所犹豫。她说她对我的判断绝对有信心。对我而言，她是力量和慰藉的泉源。判断一个人，她有敏锐的直觉，我却是经过选择分析和推理之后才做决定的。凭“感觉”来下定论的她，具有一种不寻常的本领，可以通过一个人的笑容和友善的言语，感受对方的真正想法和立场。在评断谁不能信赖方面，她经常准确无比。不过，她却不太能解释为什么会有那样的定论，也许是通过观察一个人的脸部表情、微笑的样子、眼神或者是身势语言。无论如何，只要她对别人的看法有所保留，我都会认真对待。早在1962年我跟东姑会谈加入马来西亚的问题时，她就对我们是否能跟东姑、敦拉扎克和其他的巫统和马华公会领袖合作有所保留。她对我说，他们不论在脾气、性格或社交习惯上都很不同，她不以为人民行动党的部长们能跟他们合得来。我告诉她，我们不管怎样，都得同他们合作，这是客观的需要。要建立一个国家，我们必须合并，把基础扩大。短短3年内，1965年，事实证明她的眼光准确无误。我们跟他们格格不入，结果他们叫我们脱离马来西亚。
在同外国领袖的夫人会面后，她都会告诉我她的看法。通过观察这些夫人的言行举止以及她们跟她说话交流的态度，她可以看出她们的丈夫态度是否友善。虽然我从来都不会把她的看法当做定论，却会重视这些意见。
她为我省却了很多时间和烦琐的工作，替我修改我口述的演讲草稿以及我在国会和访问中讲话的文字记录。由于她很熟悉我的用词，所以速记员抓不到的字眼，她也猜得出。不过，我刻意不跟她讨论制订政策的事情。她对那些具有敏感性的记录或传真文件的态度也是严谨的，避而不看。
她有自己的法律专业，如果有必要的话，她照顾得了自己甚至能够一手把孩子带大。这使我无须挂虑他们的将来。他们让我感到快乐和满足。在她的调教下，孩子们品行端正，虽然是总理的孩子，却从来没有仗势欺人。她的办公室在马六甲街，离我们在欧思礼路的往家只不过是7分钟的车程。她几乎从来不同客户共进“商业午餐”，而是回家跟孩子一起吃午餐，跟他们保持接触。在办公时间里，她有可靠的“黑白”广东老女佣（这个名称的由来是因为她们都穿白衣黑裤）看顾孩子们。每当孩子们特别顽皮或不听话时，芝会动用藤条。我从不体罚他们，严厉的责备已足以收效。我的父亲喜欢动粗，所以我一直都反对使用暴力。1959年我出任总理时，就决定不要在总统府范围内的斯里淡马锡，也就是我的官邸里生活。孩子们年纪都还小，我们不想让他们在有管家和清洁工人服务的舒适环境中成长，以致对这个世界和他们在社会上的位置产生不实际的想法。看着他们一天一天地成长，我不时提醒自己，必须为我们的孩子营造一个安全和有益身心的生活环境。
他们三个，显龙（1952年出生）、玮玲（1955年出生）和显扬（1957年出生）都在华校受教育，先是南洋幼稚园，然后在南洋小学读了六年。两个儿子先后在公教中学和国家初级学院求学。玮玲则继续升上南洋女子中学，之后到莱佛士书院读高中。他们的学业成绩很相近，科学和数学成绩优异，华文中等，画画、歌唱、音乐和手工都不好。
我们老早就表明立场，他们也晓得必须靠自己争取成功。三人都获颁总统奖学金，这个奖项是颁给每年五到十个表现最佳的‘A’水准考生的。两个儿子也获得了新加坡武装部队奖学金。作为这份奖学金的得主，他们在大学放长假时，必须接受军训，毕业后还得为武装部队至少服务八年。我和芝从没鼓励他们念法律，我们让他们自己确定本身的强项和兴趣。显龙喜欢数学，打算在大学修读这一科，却相当肯定不要把它当做事业来发展。于是，他在剑桥大学的三一学院修读数学，花两年时间（一般需要三年）考获数学一等荣誉学位，之后还考到优等星级电脑科学专业文凭。他在俄克拉何马州西尔堡接受野战炮训练，过后在堪萨斯州莱文沃思堡的指挥与参谋学院受训一年，再到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修读了一年的公共行政。
显扬心属工程。在他哥哥远赴英国五年后，他没被哥哥的学业成绩所吓倒，同样进入了剑桥大学的三一学院，还考获双料工程一等荣誉学位。之后，他到诺克斯堡接受装甲训练，接着在英国坎伯利接受参谋与指挥训练，再到加利福尼亚州的斯坦福大学修读一年的商业行政课程。
玮玲很喜欢狗，一直都希望能当兽医。芝向她形容一个在新加坡当兽医的朋友的工作情况：在屠宰场检查将被宰杀和宰杀好的猪，确保它们适合人们食用。玮玲终于改变初衷。当她获颁总统奖学金时，她选择在新加坡大学攻读医科，考获荣誉学位，是同届毕业生当中最优秀的一个。她的专科是儿科神经病学，被委派到马萨诸塞综合医院实习三年，之后在多伦多儿童医院待了一年。
显龙一向对政府和国家大事深感兴趣。当他还是11岁的小学生时，他就陪着我在加入马来西亚之前的几个月到选区访问，争取人民的支持。1964年种族暴乱发生时，他已经12岁了，所以清楚地记得当时的惊慌和骚乱的情形。有一次紧急戒严，他被困在位于奎因街的公教中学校园内，心中着急，不知道怎么回家。幸好家里的司机够冷静，驾着我父亲的莫里斯牌小汽车，在交通混乱中把他载回家。显龙从5岁起就开始学马来文，在新加坡加入马来西亚之后，就开始学看爪威文，也就是以阿拉伯字母书写的马来文。为了练习，他看巫统出版的爪威文报章《马来前锋报》，这份报纸经常毫无根据地指责人民行动党和我是种族主义者。政治是他课外教育的一部分。
自剑桥求学时代开始，他已决定参与建设新加坡的决策过程，也愿意进入政坛。在数学荣誉学位考试后，三一学院的导师就力劝他重新考虑是否要回国为新加坡武装部队服务。显龙的表现异常出色，导师希望他能够留在剑桥发展数学事业。
新加坡牛津与剑桥学会的会长把1974年最杰出新加坡学生奖颁给显龙时，曾提到三一学院的另一位导师所写的一封信，信中说显龙“比排第二名的一等考生取得多50％的A等分数”，而“在剑桥数学荣誉学位考试历史上，并不曾有过最特出学生和第二名考生的成绩有这样差距的记录”。后来，我在他的毕业礼上碰到这位导师，他告诉我显龙在1972年8月写了一封最理智、透彻和经过深思熟虑的信给他说，不论在数学方面有多好的表现，自己都不会往这个领域发展。稍后，我要求这位导师把那封信的副本给我。内容如下：
“现在，让我说明我不要成为专业数学家的原因。不论以后做什么工作，我留在新加坡是绝对必要的。这不单是因为我的特别身分，如果‘人才外流’，将严重打击新加坡的士气，更重要的原因是，我属于新加坡，我也要留在新加坡……而且，对于世界变成什么样或者国家往什么方向发展，数学家所能做的实在有限。也许，像英国那么大的发达国家，有没有贡献没什么大不了，可是在新加坡，我觉得那是很重要的。当然，那不表示我需要从政，作为公共服务或武装部队的一个重要成员，已足以产生很大的影响，这种影响，可好可坏……我宁可选择办事而同时可能被别人咒骂，这总比只能咒骂他人而自己却无法办事来得好。”
当时显龙只不过20岁，却已经很清楚自己要做什么，也懂得自己应该履行哪一方面的义务。
人的一生总会有不幸的遭遇，1978年，显龙跟马来西亚籍的黄名扬医生结婚。他们在剑桥大学相遇，名扬在格顿学院修读医科，1982年，她生下第二个孩子，是个男孩——毅鹏。他患有白化病，视力也有障碍。三个星期后，名扬死于心脏病，显龙的世界垮了。他的岳母负起照顾两个孩子的责任，芝也协力相助。事情发生后，弟妇张秀红（祥耀的妻子）即刻把女佣送过来应急帮忙，后来，看到毅鹏学讲话的进度很慢，也不能跟其他人产生感情，我们很担心。这时，玮玲完成在马萨诸塞综合医院的儿科神经病学训练，回国后给毅鹏诊断，发现他患上自闭症。在预备班和视障者学校上了几年课之后，他的交际技巧进步多了，能够到主流中学继续求学。玮玲再给他诊断，他的自闭症程度减轻了，智力也正常。他本性良好，是我的孙子当中最乖巧和最讨人喜爱的一个。
就在显龙丧妻之痛还没完全平复的时候，当时的国防部长和人民行动党助理秘书长吴作栋，邀请他在1984年12月的大选中角逐国会议席。显龙当时是新加坡武装部队参谋部的上校。身为他的部长，吴作栋认为他有很大的政治潜能，显龙却担心自己身为鳏夫，带着两个年幼的孩子，又没再婚，参与政治将使他更少有时间处理家庭的事务。他跟我和芝讨论了这个问题。我告诉他，要是他不参加来届大选，那就得等上四五年才有机会从政。一年年地过去，要适应政治生涯将会越来越难，尤其是学习如何在选区和工会跟人民合作。最关键之处是，他须能深切了解人民的感受，能向他们表达他的想法，并能使他们支持他。显龙决定离开武装部队，在12月的大选中竞选。当年他32岁。他高票中选，是得票率最高的候选人之一。
我委任显龙担任贸易与工业部的政务部长。那时是1985年，我们刚陷入经济严重不景气的境况，他的部长立即委任他领其他部长来说，这是政治上的一大考验。1990年11月，我卸下总理的职务，显龙获总理吴作栋委任为副总理。
很多批评我的人说这是任人唯亲，他们说因为他是我的儿子所以得到过分的器重。这跟事实正好相反，1989年，也就是我辞去总理一职的前一年，我在党大会上说过，要是显龙接替我，这对新加坡或对他本人来说都不是好事。我不要让人们把他看做我的接班人，他应该凭自己的实力坐上那个位子。他还年轻，由另一个人来继承我的职位当总理会更理想。如果将来显龙表现称职当上总理，到时大家都会很清楚他靠的是自己的政绩。
接下来几年，吴作栋一直忍受着外国批评者的嘲笑，他们说他是为显龙暖席。然而随着1997年吴作栋赢得第二次大选，巩固了自己的地位，那些揶揄都停止了。在协助吴作栋的时候，显龙也以自己的能力奠定了政治领袖的地位：在处理政府各方面的问题时证明自己是个果断、高效的多面手。不论是什么部门，几乎每一个艰难或棘手的问题他都会注意并加以解决。部长、国会议员和高级公务员们都知道这一点。其实，我大可再留任几年，等他取得成为国家领袖的足够支持时才卸任。但是我没这么做。
1992年10月，我和芝到约翰内斯堡去。当我在一个大会上发表演讲时，显龙从新加坡给我们打来长途电话。我赶紧回电，担心有坏消息，结果，消息令人震惊。他的结肠长了息肉，医生化验后证实是癌性淋巴肿瘤，接着传来的消息让我们稍微放心。显龙患的是中期淋巴肿瘤，化疗通常会有很好的效果。于是，显龙接受三个月的密集化疗，癌细胞完全清除了，病情得到缓解。专家说，只要淋巴肿瘤五年内不再复发，那就算完全痊愈。我们焦虑地等着五个年头的流逝。1997年10月来了，又走了，没有不幸的事情发生。显龙经历了两次重大的危机。
1985年12月，显龙跟在国防部担任工程师的何晶结婚。她在1972年获颁总统奖学金，随后在新加坡大学考获工程一等荣誉学位。目前她在政联公司新加坡科技担任总裁。这是美满的婚姻，他们生下两个儿子，何晶也把显龙的另外两个孩子视如己出。
玮玲选择当神经病学科医生，在陈笃生医院全国脑神经学院担任副主管（临床服务），她跟许多同辈的大学毕业女生一样，依然未婚。亚洲家庭的未婚子女都跟父母同住，玮玲也不例外。她经常到国外出席神经病学科会议，忙于进行关于癫痫症和孩童学习障碍的研究工作。
我的弟妹们跟我特别亲密。我不但是大哥，也协助母亲做出重要的决定，父亲生性吊儿郎当，早在我还是少年时，母亲就认定我是代替父亲的一家之主。直到今日，弟妹们还是把我这个大哥视为一家之主。我们的大家庭每年至少聚会两次，一次是在农历除夕吃团圆饭，另一次是在阳历新年。他们会到我的欧思礼路住家探望我。举凡家里有什么大事，比如添了个孙子，我们都会互相通知，保持联系。如今，我们都六七十岁了。每当有人生病，医生都会通过检查，确定其他人没被类似的病痛折磨，因为我们体内都有父母的基因。我们五人当中，三人已年过七旬，超出了《圣经》所说的人寿之期，我们都感到很欣慰。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