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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4年底，司徒携同新婚的妻子回到阔别17载的杭州。花了一年时间恢复和提高生疏已久的汉语，就开始在农村布道，这对一个初出茅庐的神职人员是必不可少的实习阶段。1908年金陵神学院在南京创办，司徒应聘任教，前后共11年。他辛勤而富有创造性的教学和工作，赢得了人们的称誉和信任，从此事业扶摇直上。离开27年之后，当声誉达到顶峰之际又重新回到金陵旧地，原想趁有生之年为主和他最爱的中国兄弟做一件最后而又最有意义的工作，何曾料到用自己的全部心血、精力乃至身体健康换来的却是失败、责骂和误解。这对他来说真是“伤心千古，秦淮一片明月”！
关于这段时期的历史，史家们早有不少专著，可是仍然留下不少难解之谜和语焉不详之处，笔者曾就这些问题逐一请教于波公。
1949年春，金陵王气已消沉。正当南京指日易手之际，外交圈里出现了一件怪事。自诩为中共最可信赖的朋友、马克思主义的忠实同志的苏联，竟指示其大使馆随南京政府逃窜到广州。在战乱中随同所派驻的政府迁移他地，通常被视为对该政府一定程度的道义支持以及对前景的信心。与此相反，一直出枪出钱支持国民党与共产党为敌的“美帝国主义”大使馆，却留在南京不走。司徒在《在华五十年》一书记载：“国民政府自然希望外交使团迁往广州，这将有助于维持它的声望。按理讲，我们都是委派给国民政府的，应跟着它迁到‘临时首都’去。”不但如此，“北大西洋集团成员和所有其他国家对美国的决定都抱尊重的态度”，“一些小国指示他们的代表跟我们一样行动”。这样一来，除苏联以外，所有外交使团都留在南京了。美国使馆留下，是出自司徒的建议而经国务院同意的。其中傅泾波的影响起了相当作用。“傅泾波对我的备忘录争论甚烈，表示反对迁往广州。”“最后把大家的意见分别列为项目，呈报国务院：
1.南迁广州，是我最强烈反对的。
2.逗留南京才是我最喜欢的。”
果然，他的“逗留”得到中共的积极回应。毛泽东在其著名的《别了，司徒雷登》一文中曾挖苦道：“人民解放军横渡长江，南京的美国殖民政府如鸟兽散。司徒雷登大使老爷却坐着不动，睁起眼睛看着；希望开设新店，捞一把”，可是“没有人去理他，使得他‘茕茕孑立，形影相吊’，没有什么事做了，只好挟起皮包走路”。文章写得精彩之至！嬉笑怒骂、亦庄亦谐而不失大家风范。当世人的目光都被这篇对司徒雷登极尽挖苦之能事的大作所吸引时，谁能料到正是这位毛先生在不久之前曾悄悄地抛下橄榄枝向司徒招手。不但有许多中共人士“去理他”，就连毛先生也曾“去理他”。奇怪吗？一点也不，这就叫做政治家的艺术。请看以下事实：
1.黄华派赴南京。
黄华原名王汝梅，1932年进入燕京大学，与姚依林、黄敬（即俞启威）等同为“一二·九”时代学运的主要领导人，其后陪同埃德加·斯诺前往陕北苏区访问，开始了外事工作生涯。国共和谈时，他任北平军调部的共方代表。1949年4月24日清晨，中共大军正式开进南京城，随即黄华就被派到南京市任军管会外事处主任。对于当年那段历史，傅泾波记得十分清楚。
1949年5月5日下午，傅忽然接到黄华的一个电话，寒暄几句之后，傅立即心领神会问道：“我什么时候去看你啊？”“明天上午吧！”黄华回答。于是5月6日上午八时半傅泾波就去南京市军管会拜访黄华。时距南京易手仅12天，中美对话的序幕开始了。除一般闲谈之外，黄指责美国支持国民党敌视共产党。临走时机智的傅泾波放出了一个试探气球：“你来了，也应该去看看你的校长。”“好啊！”黄作出积极的反应，但立即补充说：“我也只能称呼他校长。”意思很清楚，他只是去拜访自己的老校长司徒雷登，而并非和美国驻中华民国大使会晤，是叙私而非论公。“那你什么时候去看他？”傅打铁趁热问道。“你跟他说好之后，我随时都可以去。”黄毫不犹豫地回答。
果然，5月13日“晚上八时半，黄华到访了一个钟头零三刻”。在此之前，当天日间黄华属下的一个燕京校友曾以私人身份拜访司徒（司徒在致国务院的备忘录中没有提及其姓名，据悉当时在黄华属下工作的燕京校友有刘克夷及张林生，不知是否上述二人之一），广泛议论了各种政治问题。黄心中有数之后乃亲自到访。当晚在座的还有傅泾波，他们全部用中文交谈。“谈话友善而非正式”，内容甚广泛，值得注意的是“对于美国在平等互利之条件上承认共产党中国的问题，黄表现出极大之兴趣”，以及“黄详细地解释中国需要与外国有商务往来及其他关系”。以后黄与司徒又多次接触，与傅的往来就更多了！
近年中共有些内部档案陆续曝光，其中包括黄华与司徒见面前夕，中共中央要求黄少说多听，以了解美国政府的意向；在陈述自己意见时应根据李涛声明；对于傅泾波提到司徒愿意继续任大使和我们办交涉，以及修改商约问题不要表态拒绝。
由此不难看出，中共碍于当时的敌对局面，即美国继续出枪出钱支持国民党政府，不便与之公开接触，但却又有实际需要和美国进行对话。尊师重道古有明训，学生去拜望校长理所当然，至于他们谈的是什么内容那就是另外一回事了。把黄华派到南京乃中共为打开中美对话而精心安排的棋局。司徒日记写道：“据说黄华是因为我的关系，才被派来这儿的。”明眼人早就看透玄机。
当时毛泽东亲自主持外交大计，由周恩来坐镇北平指挥全面，另有两个前沿阵地，一是南京，二是上海。上海聚居着最大量的外国人，外国企业也基本集中在那里。南京则是外国使团所在地，要使这些国家对新政权有所认识，并进而促使它们早日承认新政权，很多工作都要在南京做。两相比较，后者尤为重要。中共派往该两地的是章汉夫和黄华，二人均中共外交战线一时之彦，但论声望和资历，章又高出一线。没有把章派到更为重要的南京，惟一的解释是章并非燕京学生，和司徒搭不上界。
1999年为纪念南京解放50周年，由南京电视台和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联合制作的连续纪录片《风雨钟山路》特别访问了黄华。他回忆了出发前周恩来对他的指示：到南京后要准备和司徒雷登接触。一语道破天机！
2.上海之行。
1949年5月25日中共攻占上海。6月11日司徒到上海作了一次访问。先是5月31日，即上海易手后第6天，司徒通过傅泾波向黄华提出前往上海的想法。其实当时司徒并无迫切前往上海的需要，无非是“想看看新政权控制下的上海，尤其是想同美国公民交谈一下”。同时他亦知道“接管后的一些日子里，铁路和其他交通工具必然处于混乱状态”。中共方面本可对司徒“不识时务”的要求一口拒绝，但黄华一方面说目前司徒仅是一个“普通的美国公民”，另一方面又说他属于“特殊情况”，于是为司徒上海之行做了周详的安排，还指派三名人员陪同前去。
司徒到达上海，燕京校友们照例前往欢迎。当时中共又特别指派杨刚和李宗瀛去参加。杨和李都是当年燕大的尖子学生和学运领袖，司徒对之印象极佳，以后又均服务于《大公报》与司徒时有接触。其时杨已调到上海外事处工作，李仍担任《大公报》记者。这段往事乃李学长告知笔者的。司徒在上海前后与三百多位燕京校友见面，其中二十多位是共产党人，都一致劝司徒返北平一行。由此可见，司徒确是受到中共的破格厚待，而绝非“没有人去理他”。
3.毛、周欢迎司徒北上。
这是那段时期中美对话的最高潮。如同黄华和司徒见面一样，为此事穿针引线的仍是傅泾波。根据6月30日司徒给国务院的电文，6月初傅偶然向黄华提及有无可能让司徒雷登6月24日在北平燕京大学度过其生辰，因多年来司徒一向如此。当时黄华未予置评。司徒在电文中特别指出他事先并未指示傅这样做。迨6月18日黄主动问傅，在时间安排方面司徒访问北平有无困难？傅未予肯定答复。综上所述：（1）傅只是探索地询问有无可能；（2）傅未肯定司徒是否一定北上；（3）司徒本人并未介入，起码表面上如此。
如果说司徒和傅是以低调进行试探的话，则中共的回应可说是极为热烈。6月28日，黄华拜访司徒，转达他收到毛泽东和周恩来的讯息：如果司徒希望访问燕京大学，则毛、周将欢迎他前来北平。当时司徒再一次以低调回应。他虽然希望回燕京，但目前似无可能，而且像他那样的“衰弱老人”，长途乘坐火车太过劳累。这时黄华又再一次显示出诚意，表示所有铁路可供他使用，甚至司徒如果要乘坐自己的飞机亦可安排。
还有一点值得一提。在黄华通知司徒欢迎他北上之前两天，即6月26日，司徒已从刚自北平回来的周裕康（燕大总务长蔡一谔的亲戚）处得悉此消息。司徒在日记中说，周告“毛泽东宣称我（指司徒）会被作为许多中共人士的老朋友而受到欢迎”。
司徒在同一天的日记中又写道：“接到陆志韦6月6日发出的信，也提到关于我要往北平旅行的事。”有些人以此认为对司徒北上的正式邀请是由燕大校长陆志韦发出的，因表面上司徒北上是回燕京度生辰。但我核对该函时发现并非如此。陆志韦6月16日函一开头这样说：“昨天上午我见到周先生。很感谢你关于往事的回忆。毛泽东已宣称你有兴趣来燕京访问，我推测政府将会同意你的。”很显然这只能算是通风报信。令人感兴趣的是信中提到：“我的一个十分亲密的朋友前天告诉我，未来燕京的成败可能系于你此次北行的结果。”（见陆志韦原函）此人又是谁呢？会不会是中共有意向司徒传话？
两天之后的一个上午，傅泾波访问黄华后谈及陆的信，黄说毛、周会欢迎司徒的。下午黄华前往美国使馆正式转达了此项邀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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