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起丁先生大发宏论的原因，是他感到现在的大学里没有真学问、真思想；廉价的说教和摹仿泛滥，愚钝的老生常谈充斥，所谓学问几近僵尸。丁先生的这种感觉不能说没有根据。时下“学术打假”呼声不断，有识之士扼腕叹息，说明学术界确实存在问题，甚至到了很严重的程度。丁先生的看法尽管稍显愤激，但大致可以接受。
然而，丁先生认为这种局面的造成，是人文类教授们的生存条件太好了（即所谓“过得太舒服了”），并称“这是我和那些教授们接触后留下的一个印象”。虽然他也说这是“部分原因”，但我理解这“部分原因”在他心中可是非同一般，因为他为这病局开出的药方是：回到贫穷中去！理由是“对于思想而言，饥饿比饱暖更重要”。丁先生的这种解释，着实新颖别致、玲珑乖巧，但却是我们无法理解的，不敢苟同的。
毋庸讳言，学界确有少数浪得虚名、暴得大富的教授，但问题是他们是否是一些以学术为职志、视学术为生命的人？换言之，他们的显名、致富是否缘其学术贡献？如果并非因为学术因素，那么，即使让他们重过“寒士”的生活，也是无济于事。我有一种感觉：丁先生很可能是运气不佳，没有见到有学问有思想的教授。这也不难理解，大凡潜心学业者有谁喜欢在自己的脸上贴上一记“真学者”的标签，抛头露面、招摇过市，让你丁先生撞见？况且，在我看来，以丁先生大作所表现出的学识见解，即使遇见真正的学问家，恐怕也未必能识辨出来。
丁先生认为，“思想的背景更多的和痛苦、紧张、命运的起落相连”。照他的这种说法，“文化大革命”岂不是中国历史上精神文化产品最丰富、最有创造性的时代？须知，这场给整个中华民族带来“痛苦、紧张、命运的起落”的史无前例的浩劫，给中国思想、学术带来的不是滋润心田的甘霖，而是大伤元气的灾难。如果说创造性思维总是与紧张、艰辛、苦难相伴，那是指创造性思维本身的性质而言，即思维的过程往往充满紧张、艰辛与苦难，并不意味着生存条件越艰难越有利于创造性思维。丁先生大概也是从事学术或有意献身于学术的人，我们希望他言行一致，理论和实践统一，为我们现身说法，到一个贫穷落后甚至动荡不安、战乱不断的地方去生活一生，为我们创造出一点“充满智慧”、“精微而又深刻”、“飞向真实飞向圆满飞向美飞向纯粹飞向永恒”的东西来，以证明他那套盖世无双的理论。
丁先生注意到，当今的学问是：几套公式＋一些佐料＋他人的一点说法＝学术论文或专著。人们鄙视这样“制造”出来的东西，可事实是，这样的东西在评职称时能派上用场。根据市场供求原则，“求”是“供”的动力，既有用场，焉能不为？显然，此一问题的关键是“需求”机制的存在，而与学者的贫穷与否无关。如此说来，丁先生开出的“回到贫穷中去”的药方简直就是与病症相去十万八千里的胡僧药。如果以这胡僧药救治人文学术弊端，岂不致人文学科于死命？
丁先生指责一些教授住上了宽敞的房子，身体已经发福，但思想却走向迟滞。对于这种情况，我认为有两种可能：首先，这些“教授”可能并非以学术为职志者，所谓“学问”在他们手中不过是敲门砖，门一旦敲开，学问便被抛掷一边。但也不能排除另一种可能。我们知道，人文科学的研究需要一个较长的积累过程，但在一个追求“效益”，以论文数量为学术标志并将它与职称升迁、房子、票子挂钩的时代，无视现实将付出沉重的代价。一个学者即使十二分渴望献身学术，也不可能完全置生活必需的房子、票子于不顾，退一步说，即使他个人能够忍受贫穷，他也不能忍心看到自己的妻子、儿女与自己一同受苦。换言之，为了满足起码的基本的生活需求，他不得不牺牲这个积累过程，写一些连自己都不重视的不能称其为作品的“短、平、快”的东西，待职称、房子和票子基本得到满足，再重新回到这个不可或缺的积累过程，而这一时期正如冰体吸收热量但却不见变化一样，表面上是不产出任何成果的。这可能就是丁先生所看到的有些人在得到“教授”职称后，“思想却有一种迟滞的走向”的原因。这种本末倒置的做法在众多学问人是极为痛苦的，又是无可奈何的。但有一点应该意识到：表面上的“迟滞”可能正是真作品所需要的准备，而这样的准备过程同样并不轻松，更谈不上“舒服”。
事实上，真正的学者从来就是埋头于学问，孜孜以求，视学术为生命。他们几十年磨一剑，默默耕耘，以其高尚的学者风范成为学术界的中流砥柱，为我国的人文学术事业做出了重要贡献，但他们中大富者又有几人？即使在整个民族生活条件大有改善的今天，身居陋室、斗室者仍不乏其人，许多才华横溢的人才在贫穷的无奈中无端地浪费着宝贵的创造性的青春，不合理的分配体系使他们做梦都想得到较为宽敞的房子，摆脱为生计奔忙的重负！又哪里来的“过得太舒服了”！
当然，物质上的清苦并不能扼杀真正学者的乐观，力求在精神世界中得大自在的人不会愁眉苦脸地生活。知己相逢，一杯浊酒便可秉烛论学，自然不会像那些穷得只剩下钱的暴发户一样除了花天酒地、纵情声色便惶惶不可终日。所以，我们应提醒那些认为教授生活太舒服的人们，教授们脸上的笑容不是得因于大把的金钱和所谓几室几厅的房子，而是缘自思想的快乐。
真正的思想创造、学术研究至少需要三个基本条件：一是探索的真兴趣，研究的冲动出乎天然，非以暴名、啖饭为目的。钱钟书言：“大抵学问乃荒江野老屋中，两三素心人商量培养之事。”可谓得人文学术研究之真髓。一个人终日满脑子黄金屋颜如玉不可能做得真学问，也不可能创造出闪烁着智慧之光的真思想。二是时间（即古希腊人所谓“闲暇”，英文作leisure）之保障。具有研究兴趣者必须无衣食之虞，无终日奔走之劳，始可专守于所爱好之思想、研究活动。故无权支配自己时间之人，不可言学术研究，不可言思想创新。孔夫子那光焰万丈的思想是以他的被农人讥为“四体不勤、五谷不分”的生活为前提；而朱自清以《荷塘月色》为代表的一篇篇清新四溢、沁人心脾的美文佳作也不可能创作于柴米油盐锅碗瓢盆之际。“没有打饱嗝的思想家”——丁先生如是说——我认为正相反，饥肠辘辘中即使思想巨擘也不可能进行思想、研究，即使强硬坚持，也不可能持久。许多有才华的学者英年早逝即为明证。三是思想自由，即陈寅恪所谓“脱心志于俗谛之桎梏，真理因得以发扬”。无独立之精神与自由之思想，断无真思想与真学术。一个唯命是从的奴才不可能创造出卓然独立的思想，所以古希腊大贤亚里士多德说，所谓奴隶即无独立思想能力者。此三者盖为一切思想创造、学术创新之必要因素，缺一不可。这些道理，丁先生懂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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