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拍摄《寻找楼兰古国》纪录片的导演杜培华，近日出版了《去楼兰》一书（光明日报出版社2001年8月出版）。该书详细记述了楼兰发现的经过和围绕着它而发生的各种故事，其中中外联合科考队进军新疆的前后充满艰辛和曲折。下文即摘自该书。
1927年的中国军阀纷争，各地正在传言国民党要从南方进攻北京，却从北京向大西北走出了那支庞大的科学考察队。他们当中有18名欧洲队员和10名中国队员。他们每人携带二支来福枪、一支手枪和800发子弹。他们和助手、仆人、驼工以及蒙古族随从护卫人员加在一起将近200人，并拥有400多峰骆驼。每当露营，他们在旷野上安扎的一大片帐篷活像是一个喧闹的村寨，其中还有相当不错的蒙古包。这个村子语音复杂，通行汉语、蒙古语、瑞典语、德语、丹麦语或英语。这个时散时聚的流动村寨，沿着内蒙古草原向西，经过半年的行程，到达了额济纳河至新疆边界的无人区。这就是让人一说起来就兴奋的“中瑞中国西北联合科学考察团”。它有两个团长，一个是瑞典人斯文·赫定博士，他就是在26年以前，即1901年那个春天发现了楼兰古城的、20世纪最著名的探险家；另一个是中国人徐炳昶教授，他当时正在担任北京大学的教务长。
到达额济纳河至新疆边界的那些日子，是考察团出发以后最艰难的一段经历。那一带是古时候的居延海，后来则是千里赤地。考察队时常露宿在没有水、牧场和燃料的荒野上。那时严冬已至，气温不足零下10℃，大沙暴整日以每秒30米的速度把这个流动村寨扫射得七零八落的。他们派出去的小分队得走上几百公里才能找到可以买上粮食的地方，可派出去购物的人员20多天杳无音信。考察团有相当一笔钱已经寄到了乌鲁木齐。一个多月以前，斯文·赫定派队里的德国军人华志上校提前出发前往乌鲁木齐先取出一些钱来，然后返回到哈密与大队会合。华志是个巴伐利亚小伙子，身体健壮得像个登山家和运动员。他带上了一个蒙古族随员、一个考察团在沙漠里拣到的汉族男孩，以及8峰骆驼。他们决心以每天30～40公里的速度、用40天的时间走到乌鲁木齐。
刚到达新疆边界，就有20个骑着骆驼的士兵把华志包围了，他们手中的枪刺架到了他眼前。他被投进大牢呆了6天以后，又由士兵们押送到哈密的一间房子里。那个房子门口有两名军官和20名士兵把守着，哈密的最高军事长官刘希曾把华志的行李包全都打开检查了一遍，并解除了他的武装。华志对刘将军说：“我必须尽快赶到乌鲁木齐去执行一项重要使命，而且我有允许持有武器的证件。”
刘将军说：“你必须呆着，直到我接到乌鲁木齐的命令。”
考察团的供给几近断绝，瑞典人那林曾经从过路的商队那里买到了50斤面粉、40斤小米、一块砖茶和两包哈德门香烟以后，全考察队的财产就只剩下了一毛钱。考古学家贝格曼在一个箱子底儿发现了三块钱，大家就妒忌地称他资本家了。
这期间，另外还有几个由气象学家赫德博士带领的队员出外觅食，他们被扣押在蒙新交界的庙儿沟，还在那儿见到一队骑兵正严密地注视着考察团的行踪。而这严密的眼神儿就出自乌鲁木齐一所用红砖建筑的大宅院里。
30年代末的乌鲁木齐有一条像无底的泥潭一样的大街，那时的许多俄式或维吾尔式建筑现在都不见了，穿过那些混杂在一起的不同样式的建筑，就是汉城的城门。那片红砖建筑的大宅院座落在城门里面，当时的新疆最高权威杨增新，就是这个大宅院的主人。他的确是一个有着“直透人心的目光”的家伙。考察团的中国团员们仍按旧时的称呼叫他杨督办，斯文·赫定等外国团员称他杨将军。可是，直到新疆东部的军队封锁了他们西行的通道，而从新疆东行的商粮驼队又被禁止出省、考察团的邮件和一批批队员被扣押在蒙新边界——所有这一切使考察团在额济纳陷入绝援之境的时候，整个考察团大约没有一个人曾把他们这种可悲的境遇与这位将军连在一起。
还在一年前，也就是斯文·赫定从欧洲回到北京不久，北洋政府张作霖曾亲自从北京拍电报给杨增新告诉他考察团的工作和他们到达乌鲁木齐的时间，因为斯文·赫定曾找过他。可正在中原鼎沸、军阀混战的当口，张作霖要做什么？刚刚发动了4·12政变占据了上海的蒋介石又将对张作霖做什么？谁知道呢。眼见这支武备精良的队伍日近西来，队里的德国飞行员还负有为建立飞行航线进行勘察测量的任务。一会儿的消息说队里有共产党，一会儿的消息说队里有国民党，还有消息说他们是冯玉祥的队伍。谁能相信在那样的混战期间，还会有如此声势浩大的一群人白白地闷着头进行科学考察呢。从考察团经过的无人居住的荒原传到人群里许多说法，总之他们成了一支侵略军的先头部队，而这支部队的罪恶目的就是进军新疆。
这支正向新疆进军的队伍，离开北京后不久就发现了一个巨大的铁矿。那天一个小组离开大本营，在黄河大拐弯的正北见到一座全都是铁矿石组成的山峦，特别是那山的南半壁全都是纯粹的矿石，铁和锰全都显现在露天。他们向赫定报告说，根据他们的直接推测那座山的矿石含量必定在八九成以上，而且极易开采。就是这天的发现使这个地方后来成了中国北方最大的铁矿基地，即白云鄂博。就在那天，考察团的另一个考古小组还发现了一个大规模的石器时代遗址，他们收集了1000多件器物，其中有许多是石刀、石斧或陶片。一路上，捷报不断地传进斯文·赫定设在大本营的蒙古包里。
当考察团在贝勒庙一带的时候，曾有一伙穿着肮脏怪异的汉人在他们的帐篷旁边扎了营。欧洲团员们担心这伙人是土匪派来的间谍，十分防范。但到了周末的晚上，这伙人说他们是巡回剧团，很愿意向考察团显示一下他们的艺术，就被应允了。结果他们两个演员一会儿相对着跳来跳去，一会儿像猫一样地趴在一起，轻浮地呐喊吼叫。中国团员一看便知，那是一种五流花鼓戏，在江汉地区传播极广，但因为表演与唱词都极为下流，当时的政府已经禁止演出。中国团员真不希望让外国团员们看到这样的演出，但又觉得中止它也意思不大，于是心里十分不快。可外国团员对这一切全然不知，他们望着那些哑剧式的把戏，一阵阵捧腹大笑，摄影师甚至还在那里拍电影，说要带去海外映放。
那时在北京有一个专门为这次考察活动成立的理事会，考察团的每一个活动、进展随时都有信件报告给理事会。也就是说，北京方面掌握着这支远征队的一切。但杨增新表示他绝不欢迎这支队伍进入新疆。就在考察团员们都在翘首盼望抵达乌鲁木齐之日的时候，杨增新也从乌鲁木齐派人带着一封信，迎着考察团西行的路线，在赫德博士被扣押的第二天送到了庙儿沟。他说他已电告北京，他不想在他的省里见到这支队伍。
这样，赫德同韩普尔、哈土纶、李宪之等几个考察团的同伴儿从庙儿沟给杨增新拍了一份电报，那上面用英文写着：“今天得知，作为斯文·赫定博士所率科学考察团的成员，我们没有得到阁下允许我们进入新疆的命令，而且您还要求我们回转北京。作为对您的回复，我们希望阁下明察，我们此时再转回头去穿越大沙漠是无法实现的。恳求阁下允许我们继续向哈密前进……”
如此等等。出人意料的是，仅此一封电报杨增新就完全转变了态度。赫德一行在庙儿沟很快收到了杨增新的“友好的回信”。两个月以后，一长溜蓝色的别克轿车出现在乌鲁木齐那“世无双绝”的泥泞大街上。一个孩子正陷在泥里难以自拔，他看见斯文·赫定、徐炳昶和他们的考察团成员，乘车驶向杨增新的红砖大院。杨增新在他的府邸接见了这些科学家。但他们的所有行李在他们进入新疆之前，都被十分彻底地检查过了。
郝文·赫定是在1926年11月20日同德国飞机专家钱默满一同到达北京的。在这之前，也就是在1898年到1922年的24年当中，他已经4次来中国探险，有许多伟大发现，其中最辉煌的就是1901年他对楼兰的发现。他已经陆续出版了20多卷他在新疆、西藏等地的考察报告。他这一次的中国之行原本是受到德国汉莎航空公司的委托，他们请他为开辟欧亚航线作一次横贯中国内陆的考察。而他则想利用这一机会集中起各方面的专家，对中亚进行一次全面系统的科学考察。他到北京以后很快同中国地质调查所正式签订了有关协议，并且他预先证集的那些欧洲团员也都相继到了北京。
可是同他前些次来中国不同，这时的中国不但政治动荡，而且从南到北正掀起一股排外风暴。这是经历了近代的无数次屈辱以后中国人历史性民族激情的又一次猛烈迸发。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历史博物馆、北京图书馆、艺术博物馆等十多个北京的学术机构集会或发表文章，强烈反对西方人在中国探险，呼吁政府禁止外国人发掘古物、携走标本，因为这种事在这之前的那些年中已经太多了。
那年3月19日，刘半农、袁复礼等人代表北京学术界面会斯文·赫定，对他已签署过的考察协议的条款提出反对或限制性建议，并请他两天后给予答复。可赫定没有因此重新调整他的安排。他在22日让韩普尔带着11名团员按原计划离开北京去包头了。第二天赫定接到了刘半农一封措辞极为严厉的信，信中指责他违背诺言、悄悄地让考察团离开北京，并说整个学术界都将起来反对他的考察团。外交部也警告赫定，如果学术界极力反对，政府将收回已经向他们签发的允许考察的证明。这时北京各大报纸都刊登了各种科学机构致绥远、新疆、甘肃等省的电文，敦请他们制止考察团践踏中国主权的行为。
赫定这才感觉到了事情的严重，他把刘半农邀到寓所。但他威胁说，如果北京学术界继续恶意攻击考察团，他将召回团员并让他们返回欧洲。刘半农这个思维锋利的人说，北京学术界可以答应共同签订一个新协议，找到一条中外合作的途径。于是，赫定让已经到达包头的队员们待命，刘半农、徐炳昶等北京学术界代表与赫定开始了长达6个星期的谈判。说到考古发掘品的副品能不能赠给瑞典，赫定说：“我独自承担考察团的庞大费用，给你们的科学家提供田野考察的机会，以丰富贵国的馆藏，我应该得到什么回报？假如我立即回国你们将什么也得不到。我要求的只是副品，以此向欧洲介绍中国的历史与文化，而我空手回国将被国人嘲笑。”
刘半农则回答说：“很难鉴定什么是副品。”但他表示，可以从发掘的文物中选出有代表意义的作为中国人的礼物送给赫定。双方如此讨价还价，在许多细节上都发生了不小的争执，最后形成了一个条款细备的协议。那一年的5月8日，新组成的考察团在赫定的欧美朋友、北大师生、考察团理事会成员的欢送下由赫定和徐炳和带领，热情洋溢地离开了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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