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如孙歌所强调的那样，交流的前语言和前知识状态（身份想象认同和创伤记忆）至关重要，没有对前知识状态的同情性理解和批判，中日两国就无法进入对话的轨道。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作为民族情感和思想记忆的文学文本，由于带有强烈的想象性和意象性，似乎应该成为我们特别关注的前知识对象。从日本现当代的文学家、文学作品或文学争论入手，也许能够找到一些理解日本殖民想象和殖民暴行的有效途径。国庆前夕，我正好有机会读到清华大学中文系王中忱先生新出的《越界与想象：20世纪中国、日本文学比较研究论集》，更增强了我对细读日本文学文本的自觉意识。作者重视运用日本学术界的一手资料，吸取现代西方文学理论新思潮的观点，力求从新的历史角度去重读日本文学和中国近现代文学，尤其喜欢细读那些长期以来为我们所忽视或以定型化理解的日本文化文本，通过对已有材料和结论的详细辨析和追溯，最终让我们看见了那些隐藏在文本想象当中的一道道历史“褶痕”，也使我感受到细读日本文学文本可能带来的思想启迪和求知快感。
此书作为一部论文集，探讨的都是具体的文学史问题，而不是宏观的史论研究，但由于渗透了作者对支撑日本文学想象的历史语境的思考，渗透了对作家文化身份的理论自觉，同样显示出较高的理论深度。比如，在讨论日本现代主义诗歌和作家二叶亭四迷的时候，作者紧扣当时的殖民文化空间和语境，发现了许多不为人们所重视的有趣话题。《殖民空间中的日本现代主义诗歌》一文，指出日本通行的诗歌历史叙述在突显日本现代主义诗歌的一般特征——以“越轨的想象”、诡异的格调反叛现实主流诗歌——的同时，实际上遮蔽了日本现代主义诗歌与现实和殖民语境的关系。作者选择安西冬卫的短诗《春》作为细读对象，特别重视“殖民语境中的旧词新义”。此诗只有一行：“一只蝴蝶飞过鞑靼海峡去”。尽管诗人自己解释说，将日文旧式假名“蝴蝶”与汉语中的“鞑靼”两个词放在一起是为了追求现代主义的形式美；但是，细心的王先生还是从此诗最初发表的版本中找到了破绽。原来安西最早用的是“间宫海峡”，而不是“鞑靼海峡”。而所谓的“间宫海峡”的命名，源于那个曾经为日本开拓北方疆土的日本探险家间宫林藏，随后又涉及到日本和俄国在库页岛长达百年的争夺和战争，而实际上这场战争正发生在
中国的土地上，“鞑靼”正是中文对于此地的称号。据作者考察，在安西将“间宫海峡”改为他喜爱的“鞑靼海峡”的同时，其他日本学者也正热衷于搜集、整理和考证有关“鞑靼”的材料，最终竟发觉日本所占据的库页岛正是远走中亚的鞑靼族人的故乡。他们甚至由此认为，以日本为指导者的东亚民族的复兴和未来的新历史，已经在鞑靼故地写下了第一页。从这些相关语境中，我们不难理解此诗将蝴蝶与鞑靼海峡放在一起所隐含的殖民政治意义。作者由此认为，无论是有意的还是政治无意识，安西对于“鞑靼海峡”和“蝴蝶”意象的运用，均与诗人的殖民心态有着深层的联系。读到此处，我们感觉自己似乎走进了日本作家的内心世界，走进了影响日本文学创作的深层历史氛围，也真正领略了作者严谨的治学态度和扎实的学术功力。
本书附录中的另一篇小文章《东洋眼波——一则广告后面的一段中日关系史》，似乎更能体现作者的独具匠心。文章以舒缓的笔调，从上海《申报》上的一则药物广告，探究到药房主人岸田吟香的特殊身份，从而将我们带入了一个无法摆脱的疑问——这位曾经在日本新闻界叱咤风云的先驱人物，起初是来中国出书的，为什么却在中国经营起药产来？这是简单的经济行为，还是富有深刻野心的政治活动？作者以翔实的一手资料对此进行层层剖析，最终让我们明白了这位药贩子的良苦用心。他不但在上海经营药店，还在汉口开设分店并免费提供药品，以卖药为幌子，用所赚之钱支持日本人搜集中国内地的政治、经济和军事情报，以实现他所谓的“大东亚”美梦。作者在人们忽视的地方继续前行，深入到经济行为的背后，揭示出这位文化商人的政治野心，让我们真切体味到日本侵华的复杂多样的隐秘途径，体味到军国主义理念对众多日本文化人士的多重影响。
与之相对，作者对于中国近现代文学史上的相关问题的探讨，也贯彻了注重史实考证，重视文本叙述与作家身份复杂性的精神。作者查阅了大量的出版史材料和书信，从媒体、民族国家论述、“新小说”观念的关系中揭示出梁启超、康有为等人提倡“新小说”运动的真正政治动机，详尽论述了梁启超在日本的小说出版活动，尤其从叙述学角度分析了梁启超翻译日本政治小说《经国美谈》的过程，强调梁氏对日文版的大幅度中国化改造，从中深刻揭示出梁启超以文学方式改良中国政治的迫切愿望。所有这些具体的论述，都有助于我们理解梁启超所提倡的“新小说”革命所带有的“新民”的政治功利追求，也为理解五四新文学“立人”的政治追求提供了相应的线索。
此书所体现的善于从小处着笔，重视从一手材料中挖掘不被重视的思想“裂缝”和矛盾，然后向深广度突破的思维方法，对于研究文学史来说，具有相当重要的借鉴意义。我们对于日本文学的研究需要走出宏观的中日文学比较史，走出笼统的中日二元对照的观念表述层次，而应该深入到文学文本和历史文本所带有的伤痕记忆的“褶皱”处。只有如此，我们的文学史研究才能真正释放出历史本就包含的丰富性和复杂性，走向不同文化对话的新层次。
（《越界与想象：20世纪中国、日本文学比较研究论集》，王中忱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年8月出版）
 |
